香港：當局清算所有反對勢力

日前，香港47名被當局指控「顛覆國家政權」而被捕的反對派政治人物出庭受審。這些拘捕浪潮是自去年夏天香港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實施中共政權對港強加的新國安全之後發生的。顯然，這是當局鎮壓自2019年爆發的香港群眾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只有進行階級分析，才能幫助我們了解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和解決之道。

政治人物遭大規模逮捕

這47人於今年1月6日被捕的原因，是他們參加了去年7月泛民主派政黨聯合組織的初選。泛民派係由各種政治傾向的大雜燴組成，但他們普遍都支持兩年前爆發的「反送中」運動。反送中抗爭在其高峰期吸引了200多萬人走上香港街頭示威，以爭取更多民主權利。泛民各黨雖然本身不是群眾運動的組織者，但他們希望組織一次內部初選，在當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中產生一個統一的候選人名單，對抗親北京的政客。

當時初選的提倡者認為，這一策略有可能讓反北京的政客在立法會中贏得多數席位，從而自體制內向香港特區政府和北京施壓，迫使後者對運動的要求作出讓步。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期望並非完全沒有可能。在2019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中，盡管街頭運動已經減弱了一段時間，但泛民還是歷史性地對親北京建制派取得了壓倒性勝利。如果泛民陣營憑借團結一致的陣容，而不是被幾個小黨派瓜分選票，是真正有機會控制立法會的。而立法會掌握著幾個關鍵性的權力，如批准預算案和彈劾行政長官。

但在這個初選開辦之際，中共政權通過其香港中聯辦立即喊話，聲稱初選將「破壞選舉公平」，並指責反對派密謀「控制立法會、否決財政預算案、癱瘓特區政府、全面「攬炒」香港、顛覆國家政權」。最後一條罪狀已被新的《國安法》定為嚴重刑事罪。雖然初選仍然在去年7月召開，但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首港府卻宣布初選不合法，而所有參與初選的人都要承擔違反《國安法》的責任。立法會選舉隨後在9月被港府推遲一年。當局遂在今年1月大規模逮捕所有參與初選的候選人，於本月首次開庭受審。

控方對被告的指控幾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復了中聯辦對初選的譴責，即初選是泛民派的陰謀，旨在奪下立法會多數席次，並其後著手顛覆國家政權。儘管香港的《基本法》和任何的資產階級民主原則都普遍認為制衡行政部門是民選議會本來就有的權利，但這一簡單的事實卻被忽視了。當局的訊息很清楚：立法會在香港社會上唯一的角色就是作當權者的橡皮圖章。

更為可恥的是，控方庭上申請將案押至5月31日再訊，因為警方需要更多時間調查被告，但同時要求法庭拒絕被告保釋申請。這是在公然宣布，國家可以在事先沒有充分調查的情況下可以逮捕並拘留任何人數月之久。

資本專政

這些搜捕行動是中共剝奪香港人本已經有限的民主權利的一部分。自新《國安法》實施以來，當局對普通民眾的言論和集會自由進行了更廣泛的鎮壓。任何提出跟反送中運動有關的抗議口號的人都會直接取締，但即使是舉起白紙抗議言論審查的人也被逮捕。

北京對香港內部異議人士的日益不容忍，反映出北京擔心香港的運動會對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本身產生影響。盡管習近平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國家經濟也從新冠疫情中得到相對良好的復甦，但資本主義的矛盾依然存在，階級矛盾也在穩步上升。一方面，國家忙於試圖控制日益嚴重的債務問題和個別資本家破壞整個體制穩定的風險。另一方面，對國家和資本主義體制的不滿情緒仍然通過各種事件在網路上爆發，而與資本家抗爭而被鎮壓的工運者，轉而受到慣犯關注的案件仍層出不窮。在執筆之際，最新一次的事件是一名送餐騎士互助網的領袖遭到逮捕的事件。在這種情況下，北京無法允許香港人保留言論自由和集會的權利，以產生另一場像兩年前那樣的群眾運動，並為運動向中國大陸境內蔓延創造可能。

另一個因素是香港資本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的變化。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香港的資產階級曾經在促進外國（特別是西方）資本進入中國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在中國內各地普遍復辟。在這種身份下，香港資產階級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被賦予了該城內部廣泛的自治權。讓香港資產階級和西方帝國主義在香港事務中保佑重要的影響力，是中共確保他們保持對中投資的措施。

今天，總體情勢已大不相同。美帝國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在亞洲的地位已經被中國所取代。香港從中國的資本來源變成了中國資本的懇求者。香港現在是中國IPO上市和中國投資者進行股票交易的熱門目的地。據《南華早報》報道，截至2021年1月底，在全港2545家上市公司中，中國企業占52%，市值占81%，交易量占90%。熱衷於在規避中共監管的中國股民也急於在港股券商開戶，最近幾個月花費數十億從香港買入股票。為了供應中國客戶對香港金融服務的這一巨大需求，在香港經營的中國投資銀行家數量有望超過國際投資銀行家。

列寧曾解釋道：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經濟力量平衡的變化終究會導致政治力量平衡的變化。西方國家和香港各資產階級的在香港的利益，已經無法超越中共穩定自己政權的需要。2019年的群眾運動加速了這一進程。中共不再能相信香港內部的傳統資產階級勢力能夠控制群眾。中共需要一種更直接的方式來維持其疆域的統治。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介意撕掉香港特區的「民主」面具，因為香港特區從來沒有為勞動群眾提供充分的民主權利。中共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今年2月22日的一場演說中，宣稱要制定「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以取代這個假像。這個「原則」規定，只有中國的愛國者才有權利參與治港。對於這種愛國主義在實踐中如何運作，夏寶龍說得很具體：

「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國家不是抽像的，愛國也不是抽像的，愛國就是愛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憲法第1條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除了關於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赤裸裸謊言外，中共發出的信息很明確：今後只有忠於中共統治的人，才可以在香港參政。為了落實這一點，港澳辦於2月底在深圳召開了兩次會議，制定了全面修改香港選舉法的具體內容。這些建議有可能在本月即將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獲得批准，然後由人大將其強加於香港。

需要吸取的教訓

只要中共政權和中國資本主義還存在，對港人異議和民主權利的打壓就會繼續。馬克思主義者捍衛所有工人和青年的民主權利。但獲得民主的唯一途徑是通過革命的手段。

激發了數以百萬計的人走上街頭的宏大反送中運動，當時當然具有巨大的潛力。事實上，一部分普通參與者確實有呼籲發動政治性總罷工，因為他們意識到僅靠和平抗議是無法迫使政府讓步的，他們也對總罷工進行了一些嘗試。然而，由於罷工沒有實現，鬥爭也沒有進展，運動進入了僵局，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衰落。在事件的高峰期，群眾被動員起來走上街頭，中共和林鄭月娥無法對運動進行正面鎮壓。面對群眾的力量，他們無能為力。只有當街頭的抗議活動開始減少，加上病毒疫情，政權才得以鎮壓抗爭者。

但是，運動的領導人並沒有提出動員工人階級的前瞻。相反，他們把運動的要求僅僅局限於自由民主的問題，而不是社會和經濟問題。這本來可以吸引更多的工人和青年加入到運動中來，對抗使他們生活在悲慘和衰敗條件下的體制。再者，為了保持對運動的控制，他們拒絕用民主的階級委員會來組織運動，以便有效地組織大罷工等大型集體動作。相反，他們維持了一個由非民選的知名自由派人物主導的無定型、無領導的結構。

最後，他們保持著狹隘的以香港為中心的觀點，拒絕向中國大陸的工人和青年發出呼聲，因為他們也在遭受同樣的獨裁者統治的類似情況。在此基礎上，這場運動本可以連接起來，並蔓延到中國，對北京造成決定性的打擊。

反之，主導這場運動的自由派公眾人物卻向美帝國主義尋求幫助。請求川普來「捍衛民主」如今在任何地方大概都會被一笑置之，但這種行為在當時造成的最直接結果是使中國群眾與香港群眾之間產生了深深的隔閡，從而孤立了後者。

運動中的工運和左派領袖當時應該要明確與運動內同鼓吹反動策略的自由派劃清界線，為工人和青年提出政治選擇，將鬥爭進行到底。在一月被捕的眾多人士中，包括香港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和左派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我們全力反對他們受到的任何打壓，並要求當局立即釋放並恢復他們的民主權利。但是，我們必須坦然指出，在運動高峰期間，如果有擁有類似於他們的位置和地位的人采取了上述措施，今天的現實就會大不相同。

雖然近年來戰鬥的結果不盡人意，但戰爭仍未結束，香港群眾並沒有被近期的發展所嚇倒。香港各地對建制派和中共政權的怨恨依然存在，最先進階層的抗議者已經得出重要結論。許多人甚至投身於工會組織運動中，為下一階段的反政權鬥爭做準備。他們開始看到了純粹抽像的民主訴求的局限性。

這些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的重要第一步。我們目前正在目睹這香港運動內部階級分化的過程。透過過去幾年的慘痛經驗，群眾逐漸醒悟到自己的利益和運動頂層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利益之間的差距是如何巨大。現在需要的是把這些發展與建立一個有革命社會主義領導的工人政黨的思想連結起來，得以使香港的工人和青年與中國大陸的勞工階級兄弟姐妹聯手。這樣的運動將能夠真正威脅到中國資本主義和中共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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