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如何得以在台湾残存至今?

(7月30日,前台湾总统和前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去世。尽管李氏大半生都是一位国民党官僚,但其在1990年代担任总统期间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变革赢得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赞许,甚至被称为"民主先生"。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在1990年代的民主改革后,国民党至今仍然是台湾的主要政党之一,马克思主义者借此机会回顾国民党是如何从独裁党国机器的一环转变,适应了台湾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新环境。)

存在了一百年的中国国民党是世界上运作最久的资产阶级政党之一。在其短暂统治中国期间,它对工人阶级实施了最血腥的暴行,而中国人民对它的驳斥以及它所服务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腐朽将导致其被中国1949年革命所击败。然而,该政权残部得以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逃往台湾,并建立了残酷的军事独裁政权,直到1980年代才结束,从而死里回生。 

尽管已经它对要求“民主化”的群众运动做出妥协,但像变色龙一样的国民党设法平稳地适应了台湾资产阶级民主的新环境,至今仍是台湾两党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最近它陷于内部动荡之中,并遭受前所未有的选举挫败,但它仍然是台湾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因此,我们也有必要探究研究国民党多年来如何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的国民党是如何改变台湾资本主义体制的,反过来又如何被其改变,借以从劳工阶级的角度看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体制的根本矛盾。任何诚心为完全民主社会而战的斗士都必须了解: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工人民主制下,连贯的民主社会才有可能存在,永久性地破坏国民党代表的社会利益,并最终使这些罪犯付出应有的代价。

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台湾的波拿巴主义政权

在被毛泽东打败之前,执掌中国政权的国民党毫无疑问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首先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财阀家族。中国的资产阶级,如同他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同僚一样,是帝国主义的卑微买办,完全无法为他们声称代表的国家民族完成进步的任务。国民党作为捍卫这一阶级利益的政治机构,也同样的没有能力和意愿完成进步民主的任务,反而完全专注于镇压工人和农民运动。二战结束后,战后的中国经济危机导致本已腐烂的中国资本主义开始溃败。被中国共产党接管领导的巨大农民运动也随即推翻了国民党政权。

蒋介石,和部分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政府官僚有着像蟑螂一样强大的生存意志,拒绝就此消失。他们带着巨大的财富和数十万难民和士兵,其中许多人被迫应征入伍,逃到台湾这个他们自1945年从日本接管的岛屿。成立于1912年中国革命后与国民党紧密融合的整个中华民国国家机器,也就此移至台湾。

尽管如此,台湾并不是国民党政权可靠的避风港。在二战期间经历美军轰炸后,一个极度腐败,专制,但运作混乱的国民党省政府被强押在台湾人民上。群众之间一股巨大的愤怒力量逐渐累积成1947年台湾二月革命的爆发。蒋介石也从中国派遣部队将此次抗争淹没在血海里,史称228大屠杀。虽然革命中被击败,台湾社会对国民党的不满仍然持续下去。

蒋介石迁台后,意识到国民党的缺点以及在台湾人民中缺乏支持。为了在台湾迅速站稳脚跟,并准备对毛泽东进行反击,蒋介石下令对国民党和台湾的统治系统进行一系列重组,以期渗透,监督和控制台湾社会。同时,他们实施了一系列他们不愿在中国进行的相对进步资产阶级改革,以消散群众的怨气。美国帝国主义强烈鼓励了许多这些措施,并在东亚各地推行了类似的政策,以遏制革命的蔓延。

在党内部,国民党改组为一个更加集中的党,消除了以前存在独立派系机构的可能。党中央被蒋介石及其最亲密的盟友牢牢控制,并蔓延至里邻等级,以招募和培训台籍国民党干部。这种政党结构在渗透城市人口,特别是在学校和专业人士界上尤其有效。但它在扩大党在农村地区和工人中的影响方面,成效欠佳[1]

如今,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和政客将这种政党结构称为“列宁主义”。这与事实相去甚远。不同于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所有政党的政策都应由党员最大程度地自由进行民主讨论和辩论的真正列宁主义,蒋介石是自上而下的军事结构为党组织模范,并用其作为监督和控制社会手段。

为了更加紧密控制劳工,国民党表面上允许组织工会,同时又加以严密监控;在秘书长必须由外省人出任,总会主席必须由台湾在地人出任,两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员的潜规则之下,工会被强行组织起来。国民党政府也提供各式各样的保险与福利给劳工,这倒不太花钱,因为产业工人在1952年只占了台湾总人口数的少数 [2]。这些受到政府监管的工会既不能行使罢工之类的真正工会职能,实际上更成了国民党招募党员的窗口,以及在地方选举中动员投票的工具[3]。据党员身分的劳工在职场上享有更多特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策略未能成功地赢得新进劳工党员的热情支持,而且大多数入党的劳工通常对党的政治主张持消极态度。正如国民党一名干部曾报告过:

“工人同志教育水准较低,当日参加组织的有的是整批入党,根本不知主义为何物,其动机纯为保障其工作而已,入党后又未接受严格的训练,平时又得不到正确的领导与纠正,日久不免厌烦而敷衍了事。” [4]

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被中国革命击败和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被迫在台湾农业问题做出大量让步,以维持其政权。 //图片来源:姚琢奇,公共领域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被中国革命击败和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被迫在台湾农业问题做出大量让步,以维持其政权。 //图片来源:姚琢奇,公共领域

对于对于农村精英和农民而言,国民党遵循日本的榜样,采取了一系列减租政策和“耕者有其田”计划,以在买断地主的同时赢得农民的青睐。由于美国的大量财政和技术援助,这项巨大的措施之所以可能。蒋美合办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监督了台湾的大部分土地改革。在农复会的五名委员中,有两名是由美国总统直接任命的。在1951年至1963年间美国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非军事财政援助中,有24%以上的经费挪移给农复会,后者随后将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农业项目投资[5]。在这些土地改革结束时,超过200万名台湾人获得了土地财产,农民的收入几乎翻了一番,而农业生产率提高了50%[6]。 

实际上,为了阻止革命,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完成日本殖民时期无法完成的台湾土地重分的资本主义基本任务。这种巨大的国家干预不仅切断了农民反对该政权的不满,且还为随后的台湾资本主义繁荣奠定了基础。 

尽管如此,大多数农民仍然受到在地仕绅的强烈影响,地方仕绅从日本殖民时代以来就支配了农会,对于在地事务更是一言九鼎。为了拉拢吸收这些地方侍从网路,国民党开始举行有限度的地方选举。

地方选举是国民党吸收在地资产阶级协助自身控制台湾乡村最重要的机制。地方菁英在自己的家乡既然本来就有强大的动员力,他们也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指挥受到他们控制的农民投票。台湾士绅向来都是为当权者们掌握着农民。最显著的例子是鹿港辜家。辜显荣为日本帝国主义者设计了“保甲”邻里行政网络,而他的后代顾振甫成为国民党大员,甚至代表国民党于1993参与了“辜汪会谈”。辜家旗下的和信集团至今仍然是台湾的重要财团。如今,由如辜家这样仕绅家族所运营的桩脚网络仍然是为资产阶级两大党动员选票的重要工具。

国民党允许这些菁英赢得地方席次,给予他们声望及正当性,日后更邀请他们入党,这套策略非常成功[7]。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二二八屠杀把绝大多数反对国民党的台湾在地菁英给清洗掉了,而这些反对国民党的台湾菁英多半是医师、律师、专业人士之类的小资产阶级;结果,国民党有能力招揽的地方菁英全都以大资本家为主,像是商人和地主。[8]

经过一系列的改造,国民党得以经由打进都市人口逐渐控制住台湾人,并藉由拉拢地方菁英控制乡村地区;在此同时,国民党又将自己标榜成一个致力于发扬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力量光复大陆国土的革命政党,同时大肆宣扬在地台湾人成为基层干部的人数不断增加,借此创造出一套正当性形象。国民党政权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这种平衡行为,是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典型表现。

波拿巴主义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阶级斗争上升到威胁阶级统治体系本身的水平时,资产阶级国家政府将其置身于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之上,以武力统治并击垮所有阶级,但最终目的是维持统治阶级及其体制的统治地位。托洛茨基曾经这样描述波拿巴主义政府:

“政府还是继续充当资产者的伙计。但伙计如今骑在老板背上,狠狠磨擦他的脖子,有时更毫不犹豫地一脚踩在老板脸上。” [9]

蒋介石在台湾的独裁统治本质上就是波拿巴主义式的,建立在维持国内大众支持拥戴的形式之上。国民党一方面看来是在惩罚地方仕绅为百姓出气,可同时却又极力拉拢资产阶级加入自己的行列。同时,国民党的结构实际上却是个持续扩张的官僚机构,监控着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并以一套军事化过程在思想上自我合理化。这套策略相当成功,工人阶级受到国民党一连串看似友善的姿态所迷惑而放弃抵抗,地方统治阶级则受邀加入新的压迫者行列。

国民党的国家机器集结了充足的力量,既能监控都市生活、控制劳动工会,也能争取农民和地方菁英,还能拉拢友善的台湾资产阶级,同时镇压反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上坚持反对国民党的那些人,国民党政权则动用暴力、监禁、驱逐出境甚至处以死刑等各种手段加以镇压

但是,波拿巴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不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综观历史,世界资产阶级国家的最有利形式,或者像共产党宣言所称的“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诚如约翰·彼德逊解释道:

“资产阶级国家的理想形式是民主共和国。这个形式可以通过经济胁迫,法治,社会习惯和传统,制造族群分裂以及必要时,彻底使用武力来剥削和控制大多数人口。相较之下,军事独裁这样的公开反动手法在面对政治和社会骚动的同时捍卫资本主义,却也不可避免地扭曲了该制度的正常运作,因此无法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国民党无法抗拒这一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但随着台湾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成功地找到了适应这些变化的方法。

国民党与台湾内部力量平衡的演变

发展在国民党政府的大力干预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将继续发展。 1950年代初期,国有企业生产了台湾56%以上的工业产值。国家控制着诸如水,电,气,铁路,电信,石油,金属和肥料工业等关键部门,并保持了与世界市场相连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同时,它向服从党国在地菁英拥有的私人企业提供了援助或贷款。但从1970年代开始,塑料和电子等高附加值行业中的许多私营企业开始兴起[10]。随之而来的是一阶层的资产阶级开始控制着台湾经济发展的较大部分,因此在党内外对党国官僚的发声权更加巩固。 

随着美国转移其在亚洲的战略,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另一个关键支柱也正在逐渐消失。蒋介石向来当然是美国坚决的“反共”盟友(尽管有时后者必须制止蒋介石反攻中国的疯狂企图)。美帝国主义战略家在越战战败,而中苏交恶持续期间,美开始认为与蒋介石政权相比,毛泽东是对苏联更有用的抗衡力量。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开始采取一系列牺牲国民党利益的合作,以亨利·基辛格和总统尼克森访问北京开始,后来中华民国在美国默许下被迫退出联合国,最终导致美国在1979年与国民党政权正式断交。国民党在国际上遭受的一系列侮辱,则激发更多台湾人质疑其在台湾的政权。

美国帝国主义对华的政策转移给国民党政权带来了沉重打击。 //图片来源:公平使用美国帝国主义对华的政策转移给国民党政权带来了沉重打击。 //图片来源:公平使用

党外运动上升带来的压力

1970年代后期,国民党在群众之间无所不能的形象因所有这些因素而开始松动。这鼓舞了原本在地下行动的各式反政府运动(统称为党外运动)。这个运动的活动家包括了万花筒般的趋势,从自由派民主知识分子,台湾民族主义者,激进左派(许多同情中共)乃至以及各种对国民党不满意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分子。这种具矛盾倾向的运动在反对国民党政权的过程中是团结一致的,但是那些有自由主义倾向,往往有优势阶级背景的人开始在党外运动中赢得更大的发言权[11]。后来,这一运动最终凝聚成了民主进步党。

成为民进党的运动及其领导者实际角色的发展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可以总结的事实是,这种矛盾趋势的运动家们在一个单一的“反国民党”旗帜下激发群众,并引导出了各种阶级内部的愿景。各种多人参与的秘密集会,很多实在是桥下举行的,接踵而至。

该运动的一些著名领导人以无党籍身分开始参加选举(因为当时国民党以外的任何政党都是不合法的)。每当国民党企图针对当红党外参选人做票时,群众则会反扑。在1977年的中坜事件内,不久前脱离国民党却赢得党外支持者青睐的许信良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桃园县长的选举,但国民党在明显地做票后宣布其败选。这激发了群众的反抗,最终导致当地派出所被烧毁。国民党最终被迫屈服,促使运动变地更加壮大[12]

在中坜事件期间,群众烧毁了一个派出所,抗议国民党做票。 //图片来源:台湾民报,邱万兴提供在中坜事件期间,群众烧毁了一个派出所,抗议国民党做票。 //图片来源:台湾民报,邱万兴提供

更重要的是,桃园-新竹-苗栗地区工业区的工人在1980年代开始与国民党的政府工会体制抗争,开始了“自主工会运动”。战斗工运人士成功地开始接管了一些工会领导权或组建了自己的工会。这动摇了国民党政权和台湾大资产阶级。以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为首的八位台湾财团大佬发表声明,呼吁政府应处置这些劳工抗争。王永庆本人威胁要进行“投资罢工”[13]。这一起运动产生了台湾阶级斗争史上最出色的几位劳工领袖,包括桃园客运司机曾茂兴。尽管政府残酷地镇压了这些劳工抗争,但国民党显然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压力。

在面临革命的威胁下,国民党内部,上至蒋介石儿子和继任者蒋经国,随即发起了一系列进程,最终让它能够存活在台湾新时代下。 

李登辉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化

随着来自基层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党内中国外省大佬逐渐老死的情况下,新兴的台湾本土资产阶级开始在国民党内部增加人数和影响力。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化和1980年代的繁荣,使私有企业成为台湾经济对抗国营企业的主导力量,国民党内的本省台湾人开始与传统上由外省或其后代掌控中央党政机构开始展开争夺。 

然而,国民党最高层已经接受了适应这种发展的必然。李登辉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李式出生于台湾的日本殖民时期。作为台籍党员的他曾在康乃尔大学接受教育,并以农业专家的姿态在国民党官僚体系中步步高升,最终赢得了蒋经国的注意。此时机敏的蒋经国可能意识到国民党无法像以往那样统治。为了使国民党得以生存,台湾资产阶级必须在党和政府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因此,李登辉在令国民党各大老和精英跌破眼镜的情况下于1984年成为蒋经国的副总统,并在小蒋去世后于1988年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和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在世时也做出重要动作,终止了在台实施长达数十年的戒严令,使更多的运动得以蓬勃发展。来自底层的革命威胁导致来自上层的让步。

李登辉政权在国民党的发展史中发挥了另一项重要的波拿巴主义角色,最终确保了党的生存。不同于过往向台湾民众以陌生的中国地方方言发号施令的国民党高层,李登辉是首届可以以同乡姿态登场的领导者。他更透过玩弄国民党各大老之间的关系,促成特别是是有军事背景的阁揆郝柏村和前行政院长李焕的互斗,同时在维持中华民国体制和资本主义生存的前提下,与巨大的群众运动(主要是1990年的野百合学生运动)做出妥协。因此,国民党以外的政党开始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巩固和参加资产阶级选举,甚至取得先前不可能得到的席位和职位。各项由国民党推动的宪法修正案将为今天台湾的自由资产阶级民主制奠定法律基础。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在1992年5月确立的总统直选制度,于1996年生效[14]

同时,台湾的主流资产阶级发现了对中国的投资将带来更多收入来源。此时中共开始开放外商投资,特别是来自华语圈资本家的投资,作为中共主动复辟资本主义政策的一环。中共不再把对忠诚于国民党的在台资产阶级视为宿敌和美国媒介,而是对抗被中共认为是民进党“分离主义”势力的可取的资本主义盟友。因此,这使国民党从中共的历史宿敌转向其在台湾境内最可靠的政治代理人。李政权在1990年代初期促成与中共的一些最重要的重新接触,包括1993年的辜汪会谈,以及1992年在香港举行的一次后来被称为“九二共识”的秘密会议,其中国共两党建立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原则[15]。至今,中共和国民党都反复引用“九二共识”来反对台湾独立。

蒋经国(左)和李登辉(右)在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转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终将维持国民党的生存。 //图片来源:合理使用蒋经国(左)和李登辉(右)在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转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终将维持国民党的生存。 //图片来源:合理使用

上述一切演变逐渐凝聚到1996年的发展,国民党提名的台籍李登辉在首次总统直选中大胜其主要对手:民进党软弱的候选人彭明敏。李能够抢先实现一些关键的民主改革的政绩赢得了社会对他的普遍支持。同时,中共开始怀疑李登辉在选前开始强调了他的台湾本省背景和“本土化”口号,认为他反对一中政策,从而以飞弹轰炸的威胁来阻止台湾人票投李登辉。这项计划对中共适得其反,因为台湾民众对此感到愤怒而不是畏缩。最后,李以国民党籍身分压倒性地赢得了台湾首次资产阶级民主总统选举。这不仅使国民党多得了四年的执政权,而且获得了一个“正常的”资产阶级政党地位,让它可以在未来以大党姿态参与选举。

作为一位狡猾的资产阶级政客,李登辉历年的措施在国民党内造成了不少反弹,起初以1989年末出现的“新国民党连线”表现。后来,国民党大老林洋港和郝柏村在1996年总统大选中直接对决李登辉。因此,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大幅度提高亲台独言论,与国民党奉为神圣的统一中国原则背道而驰,随后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奇怪的是,李登辉遂成为台湾独立运动中的一位神主性人物,无论他长年服务于国民党政权的过去。李式和他的派系而后成为民进党主导的“绿营”内重要的权力经理人。

在今天的国民党史观中,李登辉是万恶不赦的叛徒。但客观地来说,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李式在1990年代扮演的角色,国民党就无法抵抗群众运动的浪潮,并找到其在台湾作为中国政治代理的新政治角色。在高度相似的西班牙“民主化”过渡进程中,极权佛朗哥政权势力仍被迫组织成一个“新的”政党:人民党(Partido Popular)。反之,国民党则比他们的西班牙同僚更完整地保持了自己的组织和传统网络。

这些改变意味着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体制和资本主义本身在台湾的持续存在。区域和世界形势的同时变化使台湾在中美竞争影响下变成了了缓冲国的状态。在此下,国民党发现了另一个生存目的:代表特别是那些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台湾资产阶级的利益。 尽管台湾境内在1980年代出现了强大的工人运动,但这从未发展出独立的政治表达,因此,反对国民党的群众运动的主要领导仍然是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们倾向于将斗争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而不是释放群众力量。他们也从未质疑过资本主义制度,只把目标限制于“改革”台湾的资本主义,使其更加民主。因此,国民党得以在台湾社会中又一次得到崭新的角色,继续存活。

九零年代以来的国民党:前行的僵尸

随着1990年代的转变以及民进党以一介巩固的资产阶级政党状态在2000年首次当政,而劳工阶级完全没有代表他们阶级利益的政治选择的情势下,台湾政治的主要分野集中在如何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力量,而国民党的“主要卖点”则是其与中国政权的密切关系。在全球资本主义同时衰退及其造成台湾经济停滞的影响下,国民党得以成为可以靠拢中共并通过依靠中国经济来继续台湾经济增长的“务实”选择。民进党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中共拒绝与任何明确拒绝支持台独的政党合作。在2000年代,国民党保持了国会的多数席位,甚至在2008年至2012年之间以马英九为首透过民主选举重新执政。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全国和东亚地区变动之下执行了完全相同的资产阶级政策。

当资本主义本身与日俱增的矛盾与中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变得难以忍受之下,这些冲突在2014年达到了临界点。大规模的太阳花运动在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民主且非法通过与中国达成广泛的贸易协定下爆发。群众意识到这项协定将破坏台湾的服务业,并把大部分经济置于中国的影响之下。此后,国民党接连遭受一连串致命的挫败,并陷入了巨大的内部危机,仅在2018年的地方选举中获得了暂时喘息。但当时他们胜选的原因,仅是由于在加剧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下,他们是选民“教训”民进党实行亲资本主义政策的唯一选择。

2018年,国民党以为他们找到了名为韩国瑜的救世主。韩式是一介不正常的三流“反建制”煽动者,以他的社会反动立场和右翼民粹主义口吻闻名,与美国的川普和巴西的博尔索纳罗大同小异。韩国瑜以如此的形象压倒性地胜出数十年来是民进党铁票仓的高雄市长选举。这一壮举快速促使他成为2020年大选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即便这这态势使向来以尊贵形象主打的国民党建制派相当懊恼。但就算是鸿海总裁郭台铭直接参与党内初选的情况下,韩国瑜仍然得以胜出,党建制也不得不屈服。

国民党已从以社会权贵为主的政党沦落成丑角人物的巢穴。 //图片来源:陈玉珍官方脸页国民党已从以社会权贵为主的政党沦落成丑角人物的巢穴。 //图片来源:陈玉珍官方脸页

对于韩国瑜和国民党不幸的是,他们无法像美国和巴西同行一样从混乱和劳工人民缺乏政治选择中获利。香港运动的爆发再次提醒台湾群众:中国政权对台湾人民的民主权利构成了直接威胁。韩国瑜无法发挥自己的魔力,掩盖所隶属的党所捍卫的亲中国立场。韩国瑜和国民党在2020年初的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皆大败于民进党。

今年以来,在新冠疫情的压力下,国民党没落成了透过耍宝来刷存在感的国会少数,并眼睁睁地看着民进党绝对多数政府实施不少国民党规划的政策。它仍然深陷内部危机,目前由以党主席江启臣为首的所谓“少壮派”领导,这派声称他们愿意开始与中共保持距离。然而,仍然有国民党政客极度亲中到上中国境内电视节目来批评民进党的地步。此外,国民党基层内部仍存在着一小股反动民粹势力。

国民党现在可以期待的最好状态,也好不过当今英国保守党的荒谬,混乱存在。保守党曾经是世界资产阶级最向往的政党,如今却沦为丑角人物的巢穴。但我们也必须记得尽管如此堕落,保守党仍然透过左翼改良主义反对党的失误在选举中胜出。反观台湾,在没有一个属于劳工阶级的战斗性社会主义政治选择的情况下,中华民国体制仍然容许了国民党重新执政的可能。

将国民党跟蟑螂比较是相当贴切的。归根究底,害虫是在肮脏的具体环境下滋长的。这个陈腐的环境就是现在正在崩毁,但仍主管台湾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体制。如果台湾的有志之士真的相信“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那他们就必须要意识到:资本主义不倒,台湾和世界都不会好。工人民主和国际社会主义的社会体制是唯一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永久摆脱这些污浊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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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Lin Chia-lung, Path to Democracy: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iss., Yale University, (Ann Arbor: UMI, 1998), p125-136.

[2] Ibid., p123.

[3] Ibid. , p122.

[4]何明修,《支离破碎的团结:战后台湾炼油厂与糖厂的劳工》,左岸文化,新北市, 2016, p136-142.

[5]蔡石山,《台湾农民运动与土地改革》,1924-1951,中文版,台北,2017,p301-303

[6] Denny Roy,《台湾政治史》,中文版,台北,2004,p136

[7] Lin, 142.

[8] Ibid., 151 .

[9] Leon Trotsky, “Von Papen & Hitler Bonapartism and Fascism,” in The Militant 5.34 (1932), Marxists.org, Web, 7 May 2015, <undefined 1932/08/onlyroad1.htm>.

[10]王振寰、李宗荣、陈琮渊,“台湾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角色:历史回顾与理论展望”,收录于《未竟的奇迹:转型中的台湾经济与社会》,李宗荣、林宗弘主编,台北,2018,p61

[11] Linda Gail Arrigo,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Taiwan Democratic Movement: The Making of Formosa Magazine, 1979”, original July 1981; revised March 1992, p4-12, <undefined>

[12] Ibid., p9

[13]何雪影,《台湾自主工会运动史1987-1989》 ,亚洲专讯中心,香港,1992,第十三章,“大契机:新兴自主性工会与投资”,undefined -books/twuniontrade1987-1989/13.htm

[14] Roy, p249-259

[15] Roy, p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