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英語第四版序言
羅布·蘇沃爾（Rob Sewell）
這本書第一版的出版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雖然在1972及1976年再版了兩次，這本著作還是絕版了很多年。1968年末，英國共產黨的主要理論家蒙迪·約翰斯通(Monty Johnstone)在英共青年團的團刊《我思（Cogito）》中發表一篇重新評價托洛茨基的文章。而《列寧和托洛茨基：他們真正的主張》原本是針對這篇文章所寫的回應。艾倫·伍茲(Alan Woods)及泰德·格蘭特(Ted Grant)在這篇回應中鉅細靡遺地澄清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兩人思想之間的聯系。斯大林主義者從1928年發明「托洛茨基主義」一詞以來，就對此進行了系統性的篡改。要指出的是，這不是一篇學術論文，而是向所有英國共產黨及其青年團成員所發出的呼吁——重新發現有關托洛茨基的事實真相，回歸列寧主義的正確路線。作者們這樣寫道：「為日後的重大任務做好充足的理論准備，是每位同志的責任。」
《我思》上的文章
這篇《我思》上的文章名為《托洛茨基與他的理念》，於1968年10月發表，被約翰斯通描述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第二部發表於1976年5月，題為《托洛茨基與世界革命》；第三部《今天的托洛茨基主義政策》始終都沒有發表。約翰斯通對於托洛茨基的攻擊也是讓英國共青團員及共產黨員參與到對根本問題的辯論中的一個絕佳機會。要知道，在這之前，英共內不可能有任何對於托洛茨基的公開討論 。就在此之前幾年，貝蒂·裡德（Betty Reid）曾在英共黨刊《今日馬克思主義》中發表了一篇題為《今天的英國托洛茨基主義》的文章，警告基層黨員不要與任何托派組織有瓜葛：
「我們必須要明確地指出：任何這類組織都毫無例外地以消滅本黨及削弱英國工人運動為目標。我們必須要解釋清楚這個問題，並警惕與他們的往來。最後，我們必須重申黨內邁向社會主義的意志是一致的，我們黨不會包容與這些人的交流，也不能容忍在他們面前捍衛黨的政策出現任何疏失。」
本書的作者們解釋道：「在此之前，在共青團與共產黨內討論托洛茨基主義是件無法想像的事。」就連約翰斯通也覺得這個討論是「姍姍來遲的，」格蘭特和伍茲則補充說：「遲了至少四十多年了！」
然而，約翰斯通針對托洛茨基的各種攻擊都是缺乏原創性的。我們將會看到這些論點大都是過去已有的誹謗的重申。約翰斯通撰寫的全文將會完整地收錄在這本書的附錄內，以便讀者參考、比較本書作者們對約翰斯通的回應。
這本書的附錄內還收錄了艾倫·伍茲所撰寫的原於1970年出版的小冊子《被禁止發表的列寧書信》。寫這本書的原意，一方面是為了紀念列寧誕辰100周年，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給這份對約翰斯通的回復做重要的補充。文內收錄的列寧書信曾被斯大林政府故意藏匿，1956年後由為了與斯大林罪行撇清關系的赫魯曉夫逐漸公開。這些信件包含了很多有助於釐清列寧與托洛斯基的關系的證據。這些書信中的一部分最初曾被誹謗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偽造的文件，但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卻由莫斯科出版在列寧全集英文版中。但是，尤裡·布拉諾夫（Yuri Buranov）教授最近指出，這些後來公布的列寧的信件竟也遭到斯大林主義者的竄改，意圖曲解歷史，擾亂視聽。
這本書自然將花很大的篇幅來論述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因此，這本書的再版可以說是對艾倫·伍茲所撰寫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通往革命的道路》以及泰德·格蘭特的《俄國－從革命到反革命》的補充。伍茲及格蘭特的著作對於十月革命之前的各種政治問題做出了更深刻、更細膩的分析。然而，這本書以論戰的形式撰寫，也是相當好的入門教材，值得廣大勞工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參與者們閱讀。其實，這本書從一開始就是寫給激進的工人以及青年們的。如今，經過了過去三十年的風風雨雨，特別是俄國及東歐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垮台，這本書所闡述的理念對當下的我們可以說有著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關於托洛茨基的問題
英國共青團在1968年突然將有關托洛茨基的問題拿出來討論決非偶然。1968 年是重要的一年。在法國，一場長達六星期、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革命性罷工在那年五月興起。這場運動讓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的「強大」政權完全陷入癱瘓。將近一千萬名法國工人起義占領了工廠。這場偉大的運動原本完全有機會在法國將資本主義推翻，但卻因為法國共產黨的錯誤政策及指揮而功虧一簣。當年的法國總理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那時，法國所面臨的危機極其深重 。政府只有存在或是被推翻的命運，但是整個局勢不是靠一些內閣改組就能夠挽回的。因為受到質疑和挑戰的並不是我的觀點，而是戴高樂、第五共和國、甚至共和國制度本身。」
5月24日，戴高樂訴諸於他之前就用過的政治手段：發起公投，企圖利用公投來重振自己政府的威信。然而，公投根本就無法開展，因為法國上上下下沒有一家印刷廠願意印制選票。法國政府試著向比利時印刷廠下訂單，也遭到了支持法國工人的比利時印刷工人們的拒絕。五天之後，戴高樂失蹤了，原來他偷偷地逃到了西德巴登巴登城。蓬皮杜甚至回憶道，「灰心喪志」的戴高樂曾一度打算退出政界，告老退休。最後，在馬蘇將軍(General Massu)的力勸下，戴高樂才黯然回到巴黎。 灰心喪氣的戴高樂曾向美國駐法大使說過這樣的話：「我們都玩完了。共產黨過幾天後就會掌權。」當時的政權的確掌握在勞動人民的手中。可惜的是，在法國工人們有著決定性影響的法國共產黨不但沒有利用這個絕佳機會來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反而帶領整個運動走向失敗。
這次運動結束了二戰後相對的階級 「和諧共處」時期，重新把革命提上日程，重振了歐洲各國的勞工運動，所引發的熱烈討論也激發了廣大共產黨員，特別是年輕黨員的關注。這也是他們對托洛茨基的思想重新燃起興趣的一部分原因。但是，法國的事件則不是導致共產黨內震蕩的唯一原因。同年八月，蘇聯官僚出兵捷克斯洛伐克， 鎮壓杜布切克（Dubcek）政府所發起的一系列實驗性的民主「改革」。與 1954年莫斯科入侵匈牙利一樣，這次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撼動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共產黨基層黨員的分化使得各國共產黨內紛紛出現分裂，特別是斯大林主義者和「歐式共產主義者」（Euro-Communist）兩派的分裂。一部分黨員開始對蘇聯的發展、共產黨領導人的國內與國際政策提出質疑。在這場爭論中，托洛茨基的思想和他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曾起到的作用也開始受到關注。
在地球的另一個角落，美帝國主義在東南亞發動的野蠻戰爭遭到了越南游擊戰士們的英勇抵抗。年初開始的春節攻勢漸漸將美軍逼向劣勢。越南人民的革命鬥爭也促使英國、歐洲大陸以及美國學生出現前所未有的激進化。一些激進的學生們開始把革命思想作為前進的向導。當時各國共產黨的內部危機不可避免地促使逐漸一些激進化的學生們以及年輕共產黨員開始認同托洛茨基的革命思想——在很長時間內都被斯大林主義者妖魔化的思想。
為了擊退這個趨勢以及鞏固英國共青團員們的忠心，英共指派蒙迪·約翰斯通新寫一篇對於托洛茨基以及其理論的批判文章。對英共來說，這是一項極其冒險的嘗試，因為就算是把竄改過後的托洛茨基主義拿來公然批判，也可能讓共青團員們對「老頭子」和他的著作產生更大的興趣。不過，英共在當時別無選擇。在這個情況下，約翰斯通開始在《我思》上連載長達三篇的有關托洛茨基的文章。有關托洛茨基的討論終於公諸於世，約翰斯通對托洛茨基主義提出了挑戰。伍茲和格蘭特當時這樣寫道：「我們歡迎約翰斯通同志的挑戰，也准備對他的論點做出細致的回復。」我們認為，這本書當今仍然是對托洛茨基思想的最好的介紹，以及對近年來斯大林主義者對托洛茨基思想的詆毀和篡改的最全面的回應。因此，在托洛茨基被刺殺六十周年的今天，我們更毫無猶豫地再版這本著作，作為對他的紀念。
約翰斯通後來的疑惑
如今，約翰斯通已經改變了他對於托洛茨基的看法。雖然他同意我們重印他在《我知》刊登的文章，但是他也聲明：「如果現在重寫這篇文章，我在很多方面都會寫得跟1968年的文章不一樣，尤其是有關‘一國社會主義’的部分。」不過，約翰斯通還是強調：「讀者們最好還是要能完整地看到我原來寫的版本，畢竟這本書是針對那個版本作出的回應。」
約翰斯通亦於1992年7月在《社會主義者歷史社會》刊登了《我們的歷史－重新評價托洛茨基》一文。雖然我不應在這篇序言中對那篇文章進行完整的批判，但是那篇文章確實證明了約翰斯通對於托洛茨基的看法較《我思》文章有所改變。在各種事件的影響下，約翰斯通認為：「我們的評論也應該被重新評估。」
雖然我們非常歡迎約翰斯通真誠地願意做出改變，但遺憾的是，他的改變多半是表面的，而非實質的。比如，他仍然斷章取義地引用托洛茨基的文章，來歪曲托洛茨基在很多基本問題上的立場。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首先，就托洛茨基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大會發言這一問題，雖然伍茲和格蘭特當時已經做出回應，雙方也進行了全面的辯論，但是約翰斯通依然固執地堅持 「爭論的主要焦點是革命性政黨的性質問題」這一缺乏證據的說法。當年發表的《列寧與托洛茨基－他們的真正主張》以及1999年出版的伍茲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通往革命的道路》都全面指出了這一觀點的錯誤。
此外，約翰斯通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布列斯特條約的爭論、對「一國社會主義論」的「辯論」、蘇聯的工業政策以及其他重要問題也同樣做出了不實的闡述。約翰斯通同志一直依然堅持指控托洛茨基「對於西方革命前景估計過於樂觀過多的幻想，」還認為「他（托洛茨基）的經濟政策和他對無產階級民主的呼吁不符。」 與之相類似，約翰斯通說「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左翼反對派的經濟方針也提出要通過與農民不平等的交易為發展工業提供資金，這已經由斯大林政權在1920年末期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實施了，只不過方式要粗暴很多。」約翰斯通簡單地將左派反對派對富農增稅的主張與斯大林「消滅富農階級」的瘋狂政策和暴力施行的農業合作化劃等號，是完全錯誤的。伍茲及格蘭特在當時的回應就說明了這一點。
左翼反對派自1923年起就反對與富農妥協，並提出蘇聯需要通過對富農增稅的方式來加速工業化。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及加米涅夫三人集團卻主張犧牲貧農及工人的利益來和富農妥協。他們的政策迅速加劇了農村地區的階級分化，並使富農們有機會將更多財富納入囊中。後來，布哈林甚至說富農們要「發財吧」！雖然農業收成有所提高，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都為富農們所占有。工業的發展落後於農業。對於這個情況，左翼反對派認為會「破壞了城鄉聯盟，並且導致農民中產生迅速的階級分化。」
約翰斯通同志在最新的「重新評估」中一如既往地將托洛茨基的原話斷章取義地加以引用，並將其放入完全不同的情景中。例如，托洛茨基的《恐怖主義及共產主義》寫於1920年，裡面證明了在內戰和外國武裝干涉、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是合理的。但約翰斯通卻完全忽視托洛茨基寫這本書時所處的時空背景，直接引用這本書來證明：「我們無法忽視托洛茨基的獨裁立場，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初期……這讓人聯想起斯大林。」這些言詞足以說明約翰斯通想法的改變的局限性。與以前一樣，他試圖讓自己顯得既客觀又理性，說：「托洛茨基並不總是錯的，有時候雙方（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譯者注）都是錯的，」還說：「我們並不能傲慢地認為我們一定是對的。任何人都不能壟斷真理。」但是直接將托洛茨基在蘇聯面對內戰和21支外國軍隊入侵時所寫的政見與後來斯大林波拿巴主義恐怖獨裁相等同，是相當可怕的錯誤。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內戰期間所使用的暴力，針對的是十月革命的敵人們——地主、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而且，即使在如此艱難的內戰時期，布爾什維克黨依然維持著最完整的蘇維埃民主制度。斯大林政權的極權恐怖不是針對地主和資本家的，而是用來鎮壓革命者、工人、農民和布爾什維克黨員們的。這兩者之間怎麼會有相似之處？
20世紀30年代的托洛茨基
約翰斯通寫道：
「……在絕大多數時候，他（托洛茨基）高估了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尤其是西方世界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如1926年英國大罷工以及1936-37的西班牙與法國。他經常透過十月革命的棱鏡來看待各地的革命情勢。在我看來，他特別錯在兩個地方：反對共產國際的人民陣線政策，以及支持共產國際1939-40年對第二次大戰的定性。」
即使對於那些大致了解西班牙、法國、德國、甚至英國歷史的人而言，上世紀20-30年代極大的革命可能性都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是否高估了當時的革命事件，而是反省為什麼這些革命潛力被白白浪費了。工人階級一次又一次試圖改變社會，卻一次又一次被自己的領袖帶向失敗。這是個不爭的事實。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斯大林領導下的共產國際在1923-1927年的中國、1926年的英國、1930-1933年的德國、1934-1936年的法國、特別是在1931-1937年的西班牙所執行的具有毀滅性的錯誤政策。
托洛茨基對於這些事件的分析裡，沒有一文一字高估了工人階級的革命潛力。那些試圖把革命失敗全部歸咎於民眾、而避免對領袖責任的之一的人們往往持有與這種對托洛茨基的指責相似的論調。托洛茨基在上世紀30年代的作品既生動又深刻地刻劃出了當時階級、政黨以及領袖之間的關系。他解釋了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是如何被斯大林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的領袖們所挫敗。如果與十月革命有任何的相似之處，那就是在這些國家，革命的客觀條件要遠遠好於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所面對的條件。斯大林故意阻攔了1923年德國革命，聲稱：
「法西斯主義者們沒在歇著，可是他們先發動攻擊對我們來說是有利的：這會把工人階級全面團結在共產黨員周圍（德國與保加利亞不同）。另外，根據所有的情報來看，法西斯主義者在德國勢力很弱。在我看來，我們應該遏止德國黨員們的活動，而不是鼓勵他們。」
在英國，斯大林緊緊依靠英國工會聯合會總理事會（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Trade Union Council）和英俄工會委員會（the Anglo-Russian Trade Union Committee）中的「左派」。這一機會主義政策阻礙了英共在1925至1926年的發展。英俄工會委員會是英國及蘇維埃工會之間的正式協議。而這一協議也被英國工會聯合會的右翼們用來給自己行動打「左翼」的幌子。英共的「一切權力歸工會聯合會」的口號也是這種機會主義政策的表現。這個口號加強了人們對工會聯合會的幻想，似乎它（在右翼的領導下）有能力發動和領導革命鬥爭。在他們背叛了英國大罷工之後，托洛茨基提出應該與工會聯合會中破壞總罷工的人決裂，但斯大林卻反對這一要求：「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政策是愚蠢的、是冒險主義的。」最後是英國工會的官僚們決定和蘇維埃的工會決裂，而斯大林的政策也徹底失敗。即便如此，英共卻依然在頑固地重申：「我們應該加強‘更多權力歸於工會聯合會’（「More power to the TUC」）的宣傳活動！」
在中國，1925至1927年的革命原本是將社會主義革命傳播至東方的絕佳機會。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一個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工人階級政黨。但是，斯大林不但沒有采用像1917年俄國那樣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方針，反而把孟什維克的二次革命論強行灌輸給了年輕的中共。中共被迫放棄獨立性，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黨——中國國民黨合並，組成所謂的「四個階級的聯盟」。之後沒多久，民族資產階級的真正代言人——蔣介石在廣東發動政變。斯大林為了繼續打擊左翼反對派，封鎖了所有反革命的消息，因為左翼反對派一直反對斯大林在中國的路線。之後，蔣介石又在上海發動了一次政變，屠殺了數以萬計的共產黨員。
斯大林後來又轉而支持「左派」汪精衛。結果，汪精衛在不久之後也照著蔣介石有樣學樣地在武漢背叛了他的共產主義「盟友們」。這些事件使中共遭受了致命性的打擊，並擱淺了中國革命。但斯大林卻仍然堅持這只是「部分且暫時的失敗」。雖然這些事件證明左翼反對派的批評是正確的，但是一系列革命的失敗卻導致蘇聯工人階級的士氣低落，從而使得官僚階級取得了勝利。
人民陣線主義
共產國際從1928年開始執行的「第三時期」政策起到了特別糟糕的作用。在德國，這一瘋狂的政策將支持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劃為「社會法西斯主義者」，直接導致了工人階級的分裂，最終使得希特勒在1933年坐收漁翁之利。他自詡自己「連一扇窗戶都沒打破」，就輕易取得政權。上世紀30年代中，共產國際放棄了極左的「第三時期」政策，取而代之的則是機會主義的「人民陣線」政策。人民陣線政策並不是向列寧主義、而是向孟什維克思想的回歸。共產國際開始要求各國的共產黨與資產階級自由派政黨尋求合作，來共同對抗法西斯主義威脅。孟什維克思想的核心——階級合作政策會癱瘓各國的無產階級運動。列寧在1917年返回俄國時堅決反對的就是這種政策，他當時提出不應該給予臨時政府任何支持，並要求維持革命政黨的獨立性。
用托洛茨基的話說，人民陣線政策在上世紀30年代始終扮演了「破壞罷工」的角色。1936年，法國的工人們占領了工廠。但法國共產黨為了與萊昂·布魯姆（Leon Blum）的人民陣線政府尋求和解，一直試圖阻撓和停止工人運動。當時法國共產黨領袖莫裡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在他的回憶錄中承認：
「當時，有煽動性的政客完全能夠率領工人們做出最悲壯的過激行為。但是，人民陣線代表了秩序、穩定和有組織的發展，人民群眾所堅持的社會和平，以及重返繁榮的心願。我用仔細斟酌的文字代表中央委員會直接宣布：
‘雖然徹底貫徹我們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樣重要的是知道應該在什麼時候適可而止。現在我們的任務不是奪取政權，而是贏得我們的經濟訴求，因此，我們應該知道在這些訴求得到滿足時，如何停止行動。’」
多列士繼續說道：
「我們一次次地反對那些過激的人們用來表達急切心情的左翼口號。這些口號只會限制和減少工人階級鬥爭的陣線。而我們也幾百次地重復強調，人民陣線不是革命。」
在1936年的西班牙，如果沒有斯大林主義和改良主義的錯誤領導，加泰羅尼亞的大規模起義完全有可能成為成功的全國性革命的導火索。但是，社會主義革命在歐洲發生，是斯大林最不想見到的，因為這將會重新喚起俄國工人階級的革命勁頭，從而引領他們推翻官僚獨裁。斯大林早已放棄了列寧的國際主義政策，希望通過與西方「民主」國家達成外交協議，來孤立德國。而西班牙革命就成為他討好未來的「新朋友」的犧牲品。
西班牙工人階級領袖如果能貫徹列寧和托洛茨基在1917-1921年的革命方針，那完全有可能擊敗佛朗哥（Franco）。但是取勝的一個重要前提是，戰爭的指揮權必須從陰險的資本主義政客們的手中奪回，掌握在勞動人民手中——只有他們才會堅決與法西斯反革命奮戰到底。要打敗佛朗哥，工人和農民就必須掌管西班牙的各項資源——土地、銀行和工業。要保衛這些資源的社會所有，人民群眾就必須武裝起來。
但是，工人階級領袖們，特別是斯大林主義者，所采取的行動卻阻礙了這些的實現。西班牙「共產黨」盲目地遵循了莫斯科的人民陣線政策中的階級合作理論， 成為了資本主義法律和秩序最熱切的捍衛者。在「先贏得戰爭 （first win the war）」的口號下，他們系統性地破壞了各個獨立的工人和農民運動。與西共一樣， 西班牙全國勞工聯合會（CNT）的無政府主義領袖們以及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的領袖們都執行了階級合作政策，加入了人民陣線。他們以打擊法西斯主義和「保衛民主」為自己的政策辯解。但問題是，到底如何才能贏得勝利。對這一問題，托洛茨基是這樣回答的：
「對抗佛朗哥是對的。我們當然要消滅法西斯主義者，但是我們的目標不應是將西班牙還原到內戰前，因為佛朗哥正是那時的西班牙的產物。我們必須清除佛朗哥產生的基礎，而佛朗哥的社會基礎正是資本主義。」
加泰羅尼亞的工人們曾試圖遏制局勢轉向反革命，並於1937年在巴塞羅那發動 起義，把政權重新奪回手中。英勇的巴塞羅那無產階級最終失敗了，而斯大林主義者在其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一失敗所導致的一系列後續反應大大挫傷了工人階級的士氣，為佛朗哥的最終勝利鋪平了道路。一夕間，工人委員會就被迫解散，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被取締，黨的領袖們則被監禁甚至殺害。在斯大林主義者的熱烈支持下，胡安·內格林（Juan Negrin）的右翼政府再次建立起了往日的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共和國的未來就此葬送，共和國的領導們開始以組成聯合政府為條件，試圖與佛朗哥達成妥協。西班牙革命的失敗也為二戰的爆發鋪路。
托洛茨基早在1931年就已經警告，希特勒的勝利將會引發世界大戰。德國、奧地利以及西班牙革命的失敗最終導致了二戰的爆發。二戰其實是1914至1918年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延續。托洛茨基始終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像列寧在1914年保持了堅定的階級立場。斯大林主義者曾誹謗托洛茨基是蓋世太保的間諜，但其實是斯大林在無法與資本主義「民主」國家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在1939年8月與希特勒簽訂條約。這反而給了希特勒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德國得以在1941年夏季對蘇聯發起了猛烈襲擊。在這樣的情況下，斯大林主義者的立場再次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們最初反對與納粹德國交戰，現在卻將這場戰爭稱作「反法西斯的正義之戰」。1943年，斯大林聽從了盟軍的指示，在沒有召開代表大會、沒有討論或表決的情況下，解散了共產國際。這也清楚地說明，斯大林其實是把各國的共產黨當做為蘇聯外交政策服務的工具。在英國和其他國家，共產黨不斷反對罷工，並成為最糟糕的沙文主義者。他們的宣傳甚至透露出「只有死了的德國人才是好德國人」的思想。而托洛茨基雖然在戰爭中呼吁無條件保衛蘇聯，但是卻堅持了列寧在1914至17年提出的革命國際主義立場。
在《重新評價》一文中，約翰斯通不可避免地得出了悲觀的結論，甚至開始質疑俄國革命本身：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1917年決定在農民占絕大多數的俄國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而在此之前當托洛茨基提出這一目標時，他們都加以反對。從回顧歷史的角度來看，列寧和布爾什維克1917年的決定，到底是對是錯值得進行另一番討論，受篇幅所限，我無法在本文中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所以，這就是約翰斯通最後為大家得出的結論。在批判托洛茨基反對本質上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政策後，約翰斯通開始質疑1917年的革命。你看，當時的俄國是個落後的農業國家，所以工人階級在那樣的情況下是否應該奪取政權是值得商榷的。這恰恰是將革命送給資產階級的孟什維克的路線。在十月革命爆發八十年後，約翰斯通還在懷疑這是否只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他好像在試問：如果把政權留給資產階級自由派，情況或許會遠比現在好。而社會主義呢？那只是一個烏托邦的理想，或者至少要等到在未來才能實現的美夢罷了。
所有這些論述都不是新的。約翰斯通只是在重復資產階級教授們幾十年來一直在使用的反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論點。如果列寧和托洛茨基沒有破壞資產階級的好事，那俄國就能夠避免之後所有的問題，發展成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然而，這個論點是完全違背事實的。俄國當時除了蘇維埃政權之外，並沒有發展成一個穩定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這個選擇。因為在當時俄國資本主義下，這種政府是無法發展起來的，唯一能取代蘇維埃政權的只有殘暴的資產階級反動政權。科爾尼洛夫（Kornilov）將軍試圖發動的政變就是一個小小的警告。如果在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沒有奪取政權，克倫斯基（Kerensky）必定會被邊緣化，從而使軍事獨裁政府成為可能。從白軍在內戰中對工人和農民的血腥鎮壓中，我們可以猜想這樣的軍事獨裁政府將是什麼樣的。俄國很有可能先於德國和意大利成為法西斯政權，其殘暴程度則絕對不亞於希特勒或墨索裡尼。
十月革命八十多年後，居然有自稱共產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的人在質疑革命的合理性，這讓人難以相信。在我們看來，俄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除了短暫的巴黎公社，這是工人階級第一次成功掌握國家政權，開始塑造自己的命運。雖然有斯大林主義的負面影響，蘇聯在很長一段時期中都通過實踐證明了國有計劃經濟的優越性。它讓我們一窺人類未來的潛力，鼓舞了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
托洛茨基在他的巨作《俄國革命史》中寫道：
「即使蘇維埃制度，在惡劣環境之中和敵人打擊之下——我們姑且假定，——暫時地被推翻了，十月革命的不可磨滅的印記仍舊留在人類以後整個發展上面。」
羅莎·盧森堡也毫不猶豫地支持十月革命：
「列寧和托洛茨基，以及他們的朋友，是首先做榜樣給世界無產階級看的。亦唯有他們能夠同胡騰(Ulrich Von Hutton，德國反教廷先烈 )一樣地高喊：我敢做這件事！」
十月革命至今仍在指導並鼓舞著所有為戰勝資本主義、奪取無產階級勝利而戰鬥著的人們。我們也將堅定不移地繼承十月革命的光榮傳統！
斯大林主義的崩潰
錯誤的理論必定導致災難性的實踐。當約翰斯通在《我思》雜志上撰寫他的原文時，大部分的人都認為蘇聯是無堅不摧的。雖然它確實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這些就好像「太陽上的太陽黑子」一樣，並不是什麼深層次的問題。斯大林主義者的想法在三十年後的今天看來是多麼的空洞和愚蠢！與之相比，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裡的忠告則是多麼的深刻和正確！
在上世紀60年代，蘇聯雖然經過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的動蕩，但是仍然維持了其世界頂尖力量的地位。隨著經濟在戰後的迅猛發展，蘇聯躋身世界超級大國。東方和西方各國的評論者都認為斯大林主義會千年不朽。赫魯曉夫甚至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做出預測，蘇聯將會在1980年超越美國。可以說，除了我們組織之外，沒有人預見到了斯大林主義的危機。約翰斯通傾心歌頌著蘇聯「社會主義」是多麼的美好。他認為，蘇聯是個「得到完全發展的、繁榮、和諧和文化的社會主義社會。」（《我思》，P. 30）
然而，本書的作者們在當年的回復中指出：「所有像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這樣的人都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踩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屍體爬上來的流氓和走狗。」他們還指出：「今天，蘇維埃波拿巴主義政權的內部矛盾日趨明顯。」伍茲和格蘭特問道：「過去，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法國和中蘇交惡都嚴重的打擊了斯大林主義。那未來，我們又將看到什麼樣的發展呢？」他們預測，「新一輪加劇的國際階級鬥爭」以及「東方的政治革命」都是可能。蘇聯內部的矛盾當時正不斷地從內部侵蝕著它的基礎，並在將其帶向革命性的危機。
這一預測的前半部分在70年代在西方的革命浪潮中得到了證實。在那個年代，我們看到了智利和阿根廷的革命前的危機、英國如火如荼的階級鬥爭，偉大的葡萄牙革命，希腊軍政府的推翻，佛朗哥政府的倒台，席卷印度、印度次大陸和東南亞的革命風暴，以及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比紹和埃塞俄比亞資本主義和地主霸權的推翻。在革命形勢高漲的同時，經濟危機也在1974年第一次在世界範圍內同時爆發，這把世界資本主義帶向了一個新的風雨飄搖的階段。
可惜的是，這些運動，尤其是西歐的運動，都因為改良主義及「共產主義」領袖的錯誤而失敗，從而導致80年代以撒切爾、裡根和科爾執政為代表的全球範圍內意識形態的右轉。80年代的經濟發展更加強了部分蘇聯官僚和西方國家的改良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幻想，進一步鞏固了這一右轉。當然，80年代並不是完全沒有激進的工人運動的，如英國礦工示威，但主要的趨勢還是資產階級政黨的壯大以及傳統工人階級組織的式微。資本主義對工人階級政黨上層的壓力的增強也是這些政黨領袖右轉、全心全意擁抱市場經濟的基礎。布萊爾主義就是這種現像的一個極端案例。
同時，隨著經濟增長率的快速下滑，蘇聯經濟所遇到的困難也與日俱增。到上世紀70年代末期，蘇聯經濟開始停滯不前。馬克思曾解釋過，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關鍵。此時，社會主義東方的經濟成長不如資本主義西方。計劃經濟開始失靈。官僚對經濟的束縛以及無產階級民主的缺乏導致了俄國和東歐國家經濟上的危機。資本主義經濟通過市場和供需定律運轉，但是國有計劃經濟卻沒有這樣的檢查和制衡機制，因此必須不斷地開展有意識的規劃和指導。
官僚曾經為保衛蘇聯計劃經濟起到了相對積極的作用（盡管有嚴重的管理不善、腐敗和浪費）。但隨著蘇聯經濟的日益復雜化和現代化，他們已經沒有能力對經濟進行指導和規劃。腐敗和官僚作風在不斷地堵塞蘇聯經濟的動脈。對於蘇聯經濟發展來說，官僚體系此時已經從相對的阻礙發展成了絕對的桎梏。唯有一個無產階級民主政權——由真正的蘇維埃構成、由工人階級來掌握和管理經濟——才能滿足計劃經濟的需要。也唯有人民群眾民主地參與到工業和國家各層的運行中，計劃經濟才能成功運轉。而如果沒有這些因素，國有計劃經濟將不可避免地在某一階段陷入停滯。
在不斷發展的危機面前，蘇聯官僚拒絕放棄權力和特權，從而徹底破壞和削弱了計劃經濟。戈爾巴喬夫企圖在不觸動統治階層的權力和特權的情況下改革官僚系統，以此來讓蘇聯走出困境，但這無疑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當時，戈爾巴喬夫被世界各地的左傾改良主義者和斯大林主義者視為英雄，並被《晨星報》(Morning Star)、《論壇》(Tribune)等刊物大力贊揚。然而，就像我們組織當時所說的，這些改革並不能解決蘇聯的問題。雖然其中部分措施可以暫時起到一定的舒緩作用， 但是它們也必定會導致更大的矛盾。到80年代末，斯大林主義已山窮水盡。大部分官僚受到西方經濟快速發展的影響，開始傾向於重走資本主義道路。
1989年11月，在柏林牆倒塌之際，東德其實在向政治革命發展。那些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活動並不是傾向資本主義的，而是非常天然地在要求無產階級民主。很多人在這些抗爭活動中大聲地唱著國際歌。不幸的是，這一革命運動卻被思想混亂的「自由派」所領導，而改變了走向。這些人無力抗拒西德資產階級呼吁兩德統一的宣傳攻勢，之後又被資產階級復辟派所取代。東德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垮台迅速波及東歐其他國家。1990年兩德統一後，科爾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右翼政權席卷東歐。1991年8月，親資的前共產黨領袖葉利欽開始執政。斯大林主義，就像托洛茨基多年前預測的那樣，像紙糊的房子一樣坍塌。
諷刺的是，約翰斯通三十年前嗤之以鼻的恰恰是（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裡提出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威脅。他寫道：
「由於缺乏對蘇聯實際情況的了解，他（托洛茨基）聲稱‘蘇聯官僚正在為資本主義復辟做准備’，‘在未來必將在產權關系上為自己尋求支持’，從而向‘新的有產階級轉變’。」（《我思》，P. 33）
任何的理論都會經過現實的檢驗。托洛茨基的預測在約翰斯通發表批判文章三十年後，在《被背叛的革命》出版六十年後，被這些事件所證實。蘇聯和東歐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徹底走向資產階級反革命。那些之前手持共產黨員證、以列寧的名義發表言論的蘇聯高官們，一夜之間就成了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毫不猶豫地背叛了革命。托洛茨基很久以前曾解釋道：
「現在來說第二個假定：假使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打倒了蘇聯的統治層，那它就會在現在的官僚、行政長官、技術專家、經理、黨部書記以及一般特權的上層當中，找到大批現成僕人。」
而這恰恰就是後來所發生的。普京、葉利欽、切爾諾梅爾金和其他前斯大林主義官僚們成為了寡頭資本家的重要代言人，掌管著今日的俄國。當然，就算是最精辟的遠景分析也無法完全預測未來的發展，人生是如此地瞬息萬變。列寧很喜歡引用歌德的一句名言：「理論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樹常青。」托洛茨基曾預測蘇聯向資本主義復辟的發展會引發內戰。工人階級和一部分（為了自己的利益的）官僚會為了保護計劃經濟的成果而揭竿起義。但這並沒有發生。因此，資本主義的復辟也進行得非常徹底，十月革命的成果消失殆盡。而就像托洛茨基所預測的，這給人民群眾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官僚們爭先恐後地洗劫國家財產，將蘇聯工人階級所創造的財富收歸己有。這些都最終證實了托洛茨基的分析和綱領的正確性，也最終揭開了斯大林主義官僚們十月革命掘墓人的真面目。
約翰斯通遲來的坦誠
對俄國可能發生資產階級復辟的觀點嗤之以鼻的約翰斯通，在1992年不得不承認：
「今天，我已不能像當年絕大多數的我們那樣，斷然駁斥托洛茨基對蘇聯存在資產階級復辟危險的預言。我們現在正在目睹，包括工廠管理者和政黨官員在內的官僚們，特別是在波蘭和匈牙利，正在的的確確正在把自己轉變成資本家老板們。」
但這一認錯實在是來得晚了些——晚了三十年了！幾十年來，西方各國的共產黨一而再，再而三地為蘇聯官僚的每一個罪行、為莫斯科的每一次政策轉向和變化辯護。他們說這是為了「保衛蘇聯」。而現在，他們苦心保衛的官僚們卻儼然成為了資產階級反革命的代理人！然而，跟三十年前一樣，約翰斯通仍然保持了只承認無法爭辯的事實的陋習。所以今天，他所承認的也只是既成事實——蘇聯和東歐各國共產黨的領導也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領導者。
蒙迪·約翰斯通居然不眨一眼就做出了這個驚人的坦誠。但是這意味著什麼？這些曾被約翰斯通及其他西方國家共產黨領導捧為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偉大領導」的這批人，是不是也是領導資產階級復辟、摧毀十月革命成果的罪魁禍首？「共產主義」領導們一夜之間就變成了資本家？ 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在1914年8月的背叛與此相比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但是這該如何解釋？托洛茨基在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作出的分析是唯一的正確解釋。而這一分析不是在1992年，也不是在事件發生之後，而是早在1936年就做出的。約翰斯通之前完全否定了這個分析的正確性，而現在似乎也沒有從中學習多少。他寫道：
「今天，蘇聯內部絕對有不少人反對資本主義復辟，我們必須希望反對者能取得勝利。但同時，我認為，我們也無法再把托洛茨基的預言視為幻想，這很讓人遺憾。」
或許俄國和東歐正在發生的這些事件對於約翰斯通來說不是幻想。可是，對於很多共產黨員來說，這確實是非常難以想像的。幾十年來，他們在黨的教導下相信蘇聯和東歐是「社會主義天堂」，然而在那裡，不但發生了資本主義復辟，而且這一資本主義反革命還是由前「共產」黨領袖的領導的！那麼，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這些亂像？西方共產黨的領導者們過去的著作和演講完全沒有為我們提供這樣的解釋。然而，這樣的解釋不但存在，而且已經存在了超過半個世紀。它就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這些著作不但能幫助我們解釋過去，而且對現在和未來而言也至關重要！
俄國的未來
當今仍然為斯大林主義辯解的人們並不認為蘇聯的垮台是其內部矛盾所造成的，而是把它怪罪於戈爾巴喬夫、勃列日涅夫甚至赫魯曉夫所制定的個別政策。 他們在絕望地尋找替罪羊。這也是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采用的策略，他在那次大會中把斯大林主義的所有罪行都怪罪到斯大林個人和嚴重的個人崇拜上。當然，這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馬克思主義認為個人的行為是物質利益、是社會階級或階層的反映，而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都是蘇聯統治官僚的代表。諷刺的是，這些試圖怪罪之前的領導者的人在這些領導人在位時，恰恰是這些「偉大」領導的最堅定和忠實的辯護者。這些「偉大」領導不可能犯錯，而且被刻畫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忠實的繼承者。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以及前斯大林主義者試圖讓我們相信，斯大林主義的垮台就是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失敗。但事實絕非如此。它代表的只是對社會主義的極權主義的蹩腳模仿的滅亡——蘇聯的工人們所擁有的權利比西方的工人們還少！而官僚政權的內部矛盾則是造成危機，並最終導致垮台的原因。但是，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並沒有帶來什麼改善。事實上，所謂的「市場改革」時期帶來了和平時期最大幅的生產力下降。這也是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的預言——蘇聯的資本主義反革命將意味著生產力和文化的崩潰。我們今天所目睹的現像正是如此。
誠然， 資本主義反革命並沒有按照托洛茨基原先設想的方式發展。這主要要歸因於兩個原因：第一，斯大林主義官僚已是病入膏肓，這讓當地社會普遍產生了對資本主義的幻想；第二，幾十年的波拿巴主義極權政權的統治使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出現了較大的倒退。因此， 斯大林主義政權可恥地倒台了。它毫無支持和社會基礎，就連官僚們也是樹倒猢猻散，紛紛拋棄政權。
但是俄國的故事卻遠沒有結束。俄國資本主義已經暴露了其無法帶動生產資料發展及社會進步的本質。今天的俄國資產階級政權也非常不穩定。如果工人階級開始運動起來，要推翻這個體制並不困難。然而，這也會隨即提出黨和領導的問題。
在親身經歷了資本主義的「奇跡」（失業、貧窮、健康的倒退和飢餓）之後，工人階級還沒有做出決定。對俄國人民而言，資本主義復辟無疑是一場災難。在我們看來，這場向資本主義的「冷性」過渡還沒有徹底完成。1998年8月盧布貶值後「改革」措施的崩潰以及帝國主義的不安就表明了這一點。
資產階級的戰略家們沒有一個不在畏懼俄國再度發生革命。右翼雜志《經濟學人》希望「俄國人民異常淡泊的民族性」能夠繼續「防止社會發生動蕩」。但是這個每況愈下的情勢不可能一直繼續下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資產階級似乎已完全不報希望。《經濟學人》呻吟道：
「新的不幸不斷堆積在舊的不幸之上。俄國大部分的中產階級已經被摧毀了。俄國貨幣化經濟規模還不到荷蘭的一半。謀殺率居世界之冠。男性預期壽命已經降低至非洲的水准：平均壽命僅58歲。總人口正按每年八十萬的速度減少。這個國家正逐步走向消亡。」
就像托洛茨基預測的那樣，新的資產階級政權將會是「一個衰敗的政權」，「預示著對文明的侵蝕。」很顯然，一切都無法保持原狀。俄國資產階級政府就是一場災難。《經濟學人》繼續道：
「事實上，（經濟改革的）效果非常糟糕。親西方的俄國政治家中最好的是政治上無能，最差的則是非常腐敗。伴隨著他們的失敗，西方在共產主義結束之後在俄國人民心中所獲得的道德地位也跌落谷底。二十年來，俄國人從沒有像現在那麼充滿懷疑、那麼憤世嫉俗。」
在這個窘境裡，最具決定性的因素仍然是主觀因素——黨和領導。俄國群眾對資本主義的普遍反應本應表現為共產主義的快速回潮。如果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之後簡稱俄共）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的話，那俄國，即使在現在，將會處於新的十月革命的前夜。但是問題就在於此。政治上，大眾對於市場經濟的失望，尤其是1998年8月經濟崩盤以後，最初曾使得各個共產黨（特別是俄共）的支持率增加。但是，俄共的領導們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距離非常遙遠。他們在資產階級反革命面前一再退卻，更希望保持自己杜馬（國會）議員的特權，而不是立足群眾。這導致了他們的支持度出現下滑。在撰寫這篇文章之際，我們聽到了俄共中央執委主席久加諾夫以及其他領導們已經和普京的統一俄羅斯黨，就如何瓜分杜馬下設委員會二達成共識。這要遠比孟什維克在1917年2月的所作所為可惡。
無論如何，俄羅斯無法永遠維持現在的局面。毫無疑問，各種事件正帶領俄羅斯走向新的革命。如果這個經濟危機不斷的深化，這是無法避免的，俄國工人階級的群眾運動在某一階段將會改變整個局勢。在沒有任何其他選擇的情況下，久加諾夫和其他俄共領導雖然不願意，但是仍然可能被給予政權。而在經歷過斯大林主義之後，俄國工人階級不會再接受極權統治。各個共產黨將會經歷一系列的危機和分裂。這個過程也會催生出新的能夠重建布爾什維克真正傳統、即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真正傳統的力量。一個新的俄國革命也將改變整個世界，它的影響甚至會大於1917年的十月革命。
在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程度也非常之深。但是不同於俄國，中國的官僚們自上而下地控制著這個過程，以確保他們能成為新的統治階級。他們正努力避免發生像俄國那樣的危機，但是他們的目標跟俄國官僚是一樣的。但是，中國加入世界市場以及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使得農村人口大規模地湧入城，以尋求工作機會。上百萬的人找不到工作，上千萬工人們在極其險惡的工作環境中求生，簡直堪比沙皇時代的俄國工人們。這些情況，再加上東南亞市場的萎縮，正在醞釀著一場社會動蕩。這也是正在發展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資本主義制度已經進入了如上世紀20和30年代一樣的風雨年代。這將給工人階級提供很多奪取政權的機會。而要抓住這些機會需要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骨干組織在發展中與傳統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緊密結合。在此過程中，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將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最後的叛道
從蘇聯瓦解至今，世界各國共產黨的領導們仍然無法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解釋這一切。從1989年起，有很多共產黨領導們與斯大林主義決裂，但也有一部分直接叛逃至資產階級陣營，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他們就這樣加入了改良主義者的陣營，甚至是這個陣營中偏右的勢力。英國民主左翼（the Democratic Left）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民主左翼是英國共產黨解散後的剩余勢力，約翰斯通也正式隸屬於這個組織。他們目前聲稱有800名黨員，比1991年減少了500人。英共在解散時有4600名黨員，但其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仍然在繳黨費。1999年12月，民主左翼宣布解散，改組為新時代網絡(New Times Network)。這甚至讓約翰斯通都無法接受，他也因此「含恨」退黨。
前民主左翼和新時代網絡的領導們認為自己是「務實的」政治家，不需要任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意味著，他們是在政治上破產了的改良主義者，無恥地充當右翼工黨領導「左翼」辯護人。最近被授予「榮譽勛爵」稱號的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教授以及已停刊的《今日馬克斯主義》雜志的前編輯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就扮演了這樣的角色。新時代網絡創辦人之一尼娜·坦布爾（Nina Temple）這樣說道：
「我們希望這個網絡能夠讓來自不同政黨和沒有政黨背景的人們參與其中——自由民主黨，激進的民主派，公民自由主義者，女權主義者，綠黨，等等等等。這包括那些不認為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的人，當然也包括那些認為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的人。」
因此，這個組織的章程中並不把社會主義列為一個目標。那他們用什麼取而代之呢？社會主義被「管制全球資本主義」所替代。這並非他們的獨創，即使索羅斯也在提倡這一「解決方式」！但這一解決方式的務實性，無異於試圖把一只吃人的老虎訓練為素食動物。當然，這些「務實的」女士們和先生們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告訴我們要如何實現他們所說的奇跡。
不過，他們雖然不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也不知道該如何實現這一目標，但卻非常清楚自己不要什麼：絕對不能重新回到國有計劃經濟的老路上。《新時代》雜志的一篇社論寫道：「他們必須接受這一事實：歷史的鐘擺絕不會從市場經濟擺回社會公有制。這也絕不該發生。」他們的結論相當清楚：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堅持「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他們贊許地引用布萊爾主義政客查理·裡德彼特（Charlie Leadbeater）的言論：「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控制並主導市場及社區的力量，並利用它們來實現創造和散布知識這一更加根本的目標。」 裡德彼特也是一個轉投陣營的前斯大林主義者，他成為了布萊爾的著名顧問和著名右翼智庫Demos的合伙人。這些人都放棄了社會主義，帶著自己的全部家當加入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反動陣營。
前斯大林主義者們的行為贏得了右翼的大力贊揚。「民主左翼所提出的新的組織結構、目標以及價值觀應該會幫助他們在如‘工會21’的串聯成果上更加進步發展。」英國工會聯合會總秘書長約翰·孟克斯（John Monks）贊賞道，「我很期待與這些本著為現代化的進步政策建立合作的精神、在政治上開放和包容的組織合作。」湯姆·索亞男爵（Tom Sawyer）也說：「新時代網絡是一個相當好的主意。」
一個又一個前斯大林主義的理論家們最終走上了否認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的道路。而他們也通常用最令人厭惡的方式叛逃。前英共國際事務書記克裡斯·馬延特（Chris Myant）說，十月革命是「歷史性的錯誤……其後果相當嚴重。」新時代在對於反動書籍《共產主義的黑書（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的書評中則更為誇張，接受了所有資產階級反對共產主義的論點。書評中寫道：「《黑書》是一本語氣基本理智、信息量很大的書。對那些會因為布爾什維克革命是一個或大或小的錯誤、或者是‘必要的’的想法而倍感折磨的人們而言，這本書可能會是一劑良藥。」
這篇書評的結論很好地總結了那些曾經堅持斯大林主義、現在卻轉投自由民主的小資產階級學者的悲觀主義思想：「對於許多對共產主義‘工程’投以希望的人們來說，比錯誤或罪行更可怕的是，或許這一切都沒有意義？」 這句落井下石的評論，竟然出自與約翰斯通一樣曾駁斥托洛茨基主義的人們之口，充滿了叛道的語調及絕望的哲學。歷史終於對斯大林主義做出最殘忍的報復。
而那些後來創建不列顛共產黨的「強硬派」斯大林主義者也沒有好到哪去。他們仍然對托洛茨基充滿敵意，並堅稱前斯大林主義政權是「社會主義」國家。他們的喉舌《晨星》仍然盲目地為蘇聯官僚的每一項罪行辯解。今年一月，《晨星》在《工人日報（Daily Worker）》（晨星的前身）創報70周年之際刊登了編輯約翰·海列特(John Haylett)撰寫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並沒有誠實地評價歷史，包括承認錯誤，而是粗糙地掩蓋了事實。全文只字未提「社會法西斯主義」時期、莫斯科公審、1956年入侵匈牙利、或各國共產黨對莫斯科指示的盲從。雖然不列顛共產黨經常把「社會主義」、「進步主義」的政策放在嘴邊，但是事實上他們的政策卻是徹頭徹尾的改革主義，對工黨以及工會中的左翼改良主義者可謂亦步亦趨。
民族主義的立場驅使他們捍衛「英國主權」，在「民主反壟斷聯盟」或「保衛國家民主人民陣線」等幌子下提倡階級合作。他們雖然正確地反對北約，但是卻緊跟「盜賊的廚房」（沿用列寧對國際聯盟的形容）——聯合國的腳步。聯合國同樣也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但現在卻被不列顛共產黨錯誤地描述成「公正的」國際事務的仲裁者以及國際問題的解決方案。這種看法與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觀點和綱領相差得不止十萬八千裡。
托洛茨基主義與我們的未來
幾十年以來，托洛茨基都被視為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不存在的人」。他被貶為反動派、法西斯主義者。他的著作被禁，而歷史教科書中所有對他在俄國革命中扮演的角色的描述都被刪除。 1935年3月7日，俄共中央委員會下令蘇聯所有圖書館撤出托洛茨基的著作，這也是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公審的序幕。之後，禁令甚至拓展到了所有駁斥托洛茨基的材料。《托洛茨基派：全民公敵（Trotskyists – Enemies of the People）》和《托洛茨基／布哈林幫派（Trotskyist-Bukharinist Bandits）》等書籍也被移除。甚至連斯大林的《論反對派》也因為書中有太多托洛茨基的引用，而被封禁。這項禁令直到1980年代末期才取消。俄國大眾直到十年前才開始有機會閱讀托洛茨基的著作。
過去，斯大林主義組織用一條血河隔離了托洛茨基主義。但是真理最終總會勝出。在那些完全放棄馬克思主義者之外，越來越多的前斯大林主義者開始被托洛茨基主義所吸引。著名的反納粹間諜組織紅色樂隊的領袖利奧波德·特雷伯(Leopold Trepper)，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在他的回憶錄中，特雷伯寫道：
「所有沒有站起來對抗斯大林主義國家機器的人都有責任，都有集體責任。我也不是例外。但是當時是誰對此進行抗議？是誰站起來表達他的憤怒？ 托洛茨基主義者們可以享有這一殊榮。他們忠實地追隨他們最後因自己的堅持而被被冰斧刺殺的領袖，與斯大林主義鬥爭到死。只有他們做出了這樣的舉動。
大清洗開始後，他們只能在冰雪荒原裡，在被處決之前，發出他們反抗的聲音。他們在集中營裡的壯舉令人肅然起敬，但他們的聲音也只能在苔原中徘徊。
今天，托派們有權批判那些曾經為虎作倀的人。但希望他們不要忘記，他們相比我們巨大的優勢在於，他們擁有一個能取代斯大林主義的連貫一致的政治制度。這讓他們在看著革命被背叛的郁悶中，還是有能夠堅持的理念。這也是讓他們從不‘認罪’，因為他們知道認罪並不會給黨或社會主義帶來任何貢獻。」
現實正在劇烈地變化。不少基層共產黨員們以前一直被灌輸蘇聯的「社會主義」是多麼美好的，現在正在積極地尋找能夠解釋斯大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也在尋找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前景的分析。托洛茨基的理念正在這個新浪潮中受到日益增多的關注。
最近，對托派著作的正面評價開始出現在西班牙共產黨的刊物中。本書的作者之一艾倫·伍茲也曾在西共年度會議中做過好幾次演說。在意大利，托派在重建共產黨（Rifondazione Comunista）中的影響日益增加。印尼的一個共產主義政黨——人民民主黨（PRD）已將一些托洛茨基的著作列入推薦給黨員的學習讀物。在俄國，斯大林主義政黨的基層黨員們也開始對托洛茨基產生興趣，這個趨勢也必定會繼續發展，因為社會局勢的發展會表現為對政黨領導層的政策的不滿日益增加。
在南非，南非共產黨內部出現提議，要求學習一系列之前被禁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南非共第十次代表大會的文件建議：
「…在復興社會主義事業的鬥爭中，南非共產黨必須讓其黨員以及更廣泛的群眾運動接觸更多元的進步著作及理論，包括之前因為被視為‘異議者’而被打壓的思想家們，如布哈林、托洛茨基以及羅莎·盧森堡。」
這個新的方針與斯大林主義的垮台以及新黨員的湧入有直接的關系。1990年，南非共一半的中央委員宣布辭職。而與此同時，隨著南非共成為合法政黨，它吸引了數以萬計的的新黨員加入，這些新黨員主要是青年。
因此，本書中所包含的討論與當前局勢的發展息息相關。在南非和其他國家，一場關於「二次革命論」（即關於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路線）的辯論正在轟轟烈烈地展開。南非學生大會（SASCO）即將卸任的副會長大衛·馬松多（David Masondo）認為，「‘第一階段’的革命能解決民族問題，但這並不會徹底改變經濟關系。而‘第二階段’則被視為工人階級把自己從資本主義剝削中解放出來的階段」。他隨後正確地指出：「這不是一個新的辯論，這就是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俄國革命之前的辯論。」
越來越多年輕的共產主義者們開始摒棄斯大林主義者的二次革命論，並開始對於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產生好奇。大衛·馬松多繼續道：「‘階段’這個用詞可能不太恰當。它有可能錯誤地讓人理解為階級鬥爭的延遲。其實，民族問題以及階級問題是辯證相連的……而民族鬥爭和社會主義鬥爭應該融合起來。」
更令人吃驚的事，南非共正在公開地辯論二段革命論的正確性，而且似乎已經摒棄了這一理論，至少他們是這麼說的。南非共第十次代表大會的文件清楚地指出：「反對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不能被延遲到社會轉變的後期。這就是為什麼南非共產黨自1995年4月第九屆代表大會以來就提出了‘社會主義是我們的未來，從現在就開始建設！’的口號。」
時代的變化是如此之大！上面所提到的只是幾個例子而已。老舊的斯大林主義豐碑己被徹底打碎。
在柏林牆倒下的時候，前英共總書記尼娜·坦布爾（Nina Temple）甚至在執行委員會中坦承：「托洛茨基主義這說對了，東歐這些政權並非社會主義。我認為，我們也早該說出這一點。」 共產黨高層會說出這樣的話，在過去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世界各地正直的共產主義者們在渴求著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清楚的分析。大家正深刻地檢討過去到底在哪裡出了錯。要真正吸取過去所有的經驗教訓，這也是不可缺少的且必要的階段。這個過程也將會武裝並增強馬克思主義運動。而我們也希望能夠充分參與到這些討論中。我們在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特務暗殺60周年之際再版這本書，希望能夠幫助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解答關於斯大林主義的問題，並清楚地說明這麼久以來共產黨員們無法接觸到的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真正思想。
沒有一絲的悲觀，馬克思主義者們懷著對未來前所未有的信心走進了新千年。全球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世界性的僵局。21世紀由厄瓜多爾人民推翻總統揭開序幕。這樣的抗爭會在世界各國接二連三地發生。蘇聯的瓦解是一個挫折，但並不是工人階級的徹底潰敗。長遠看來，它可能只是一個更有決定性的過程——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的序幕。俄國當前的危機也只是其中一部分。一個新的革命時代在我們面前展開，它將延續到未來的十年及以後。這將是歷史上最為震蕩的時期。工人階級將會獲得很多推翻資本主義的機會。共產黨員們必將會成為關鍵的角色。但是這有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他們必須以正確的理論和政治路線武裝和強化自己，為即將到來的劇變做好准備。新的一代背負著重大的歷史使命。我們必須齊心一致，重新建馬克思主義建立成一個國際性的群眾趨勢。
1976年，蒙迪·約翰斯通在讀完《列寧和托洛茨基：他們真正的主張》一書後，斥責：「這本書中吃力的狡辯在我看來是相當教條及狹隘的。」針對這一評論，我們留給讀者們來判斷。
毋庸置疑的是，這本書完全不是針對陳舊思想的無關緊要的辯論。它是對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捍衛，這些思想和綱領也將是未來抗爭中不可或缺的武器。本書特別希望能孤立勞工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參與者和青年們更深入地鑽研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著作。這些著作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寶庫，供新的一代可以深入地學習，為即將發生的巨變做准備。誠如偉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斯賓諾莎所言——「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這也是我們的任務！
倫敦，200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