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牛津-阿斯利康所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近期在英国被批准使用; 以及辉瑞(Pfizer)-BioNTech，莫德纳(Moderna)和其他已在世界上进行管理的产品，有人会认为我们将目睹此一流行病的结束。然而，在某些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制药商和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正在搞砸疫苗接种。为了急於回到“正轨”，并使经济再次活络，他们无视科学根据，将人命置於危险之中。（按：本文原文发表於2021年1月6日。译者：Stanley）
尽管订购了足够多的剂量给人群接种疫苗，但欧洲，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已经远远落後於其疫苗接种目标。在英国，一种变异的丶非常致命的冠状病毒株正在肆虐，专家估计，要使这种情况得到控制，每周需要两百万次的疫苗施打次数。目前，每周大约有250,000次疫苗施打次数。而在美国这个在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政府声称2020年将有2000万人接种疫苗。但是疾病控制中心（CDC）估计，去年只注射了420万剂。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於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合理性，造成了供应链中的缺口。辉瑞（Pfizer）和莫德纳（Moderna）等公司销售的药物远远超出了目前的供应量，从而保证了巨大的前期利润。为了履行其承诺，他们必须与其他公司达成交易，从DNA分子到脂质奈米颗粒的各式原料—传递疫苗的mRNA成分的微小油滴。
这些商品均归私营部门所有，且他们预计将得到补偿。简而言之，私人利益和缺乏中心的协调阻碍了事情的发展。相比之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的必要材料都可以立即获得和分发，而不必担心企业的底线。
但是，尽管英国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抱怨缓慢的接种行动完全归因於供应短缺，分配也有问题。从星期一开始，正式将有530万剂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在英国预备使用，随後的24小时中还将有45万剂。另外有1800万剂处於准备或批准的状态。最重要的是，估计已有约500万剂辉瑞疫苗预备使用。
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们在一些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笨拙地推出疫苗。//图片来源：Andrew Parsons，Flickr
然而，这些疫苗缺乏管理他们的医生。英国全国医疗服务体系NHS（甚至在冠状病毒爆发之前就遭受了多年资金不足的打击）几乎无法应对最新一波的感染。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是保守党对大流行病的无能处理。仅在本周，政府终於在经过数周的高谈阔论之後，宣布了全国封锁，此时，情况已经远远比想像中的更糟糕。
这给卫生服务部门带来了巨大压力，该机构已经呼吁训练有素的志愿者来应对圣诞节前後涌入的病患。现在，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s)警告，需要更大的招聘能量以达到疫苗接种目标，除了退休的医生外，还可能包括军事人员，助产士，验光师，甚至消防员和救生员。另外的问题是，辉瑞和Moderna产品所需的特殊极冷冰箱，英国政府对此货源还不够。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甚至缺乏正常的冰箱空间。或更确切地说，有足够的冰箱容量：但这是在私人手中（私人医院，超市，饭店等），这意味着英国国库需要负担费用。
保守党甚至无法组织一个有效的追踪系统，与大规模疫苗运动的後勤噩梦无法相比。这个堕落的政府以及它所代表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体制再次无能应对这场危机；若是在计划经济下，所有必需的资源和人力都可以被徵用和管理，并在全国各地建立尽可能足够的接种中心以管理疫苗。当然，如果保守党在年初制定了严格的禁足令，而不是优先考虑他们亲信的大企业的短期利益，那麽我们就不会处於这种位置。
输在起跑点
在欧洲，透过缓慢到令人难受的部署可以看到，“团结一心对抗病毒威胁”的梦幻泡泡，已被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争吵和指责戳破。一项协议（由德国带头）认为：将授权给欧洲委员会确保疫苗剂量，并负起相应责任。理论上来讲，这本应允许整个欧洲大陆获得20亿剂疫苗：为整个欧盟境内的人群接种疫苗，绰绰有馀。但是实际上，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官僚主义障碍和无能，再加上各地部署速度的差异，导致了一场效率低下丶品质参差的接种行动—因为每个统治阶级都在优先寻求自己的利益。
欧盟已与莫德纳(Moderna)丶阿斯利康(AstraZeneca)丶赛诺菲-葛兰素史克(Sanofi-GSK)丶杨森制药(Janssen Pharmaceutica NV)丶辉瑞(Pfizer)/BioNTech以及CureVac签署了六份疫苗合约。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辉瑞-BioNTech疫苗被批准使用。尝试“多样化”意味着欧洲委员会已为许多尚未批准使用的疫苗支付费用，且实际上没有足够的批准使用量来满足需求。例如，芬兰在12月只接收到约4万剂，而不是预期的30万剂。再加上富裕的欧盟国家已经能够在联合采购协议之外获得更多剂量，这一事实在整个欧盟引起了巨大的挫败感。
尽管迄今为止德国似乎比其他国家对疫情的处理要好，但局势却恶化了。卫生部长詹斯·斯潘（Jens Spahn）因未能确保获得足够的疫苗剂量和慢半拍的接种行动而受到舆论抨击。该国只进行了26.5万次疫苗注射，而英国只有约100万次。尽管德国政府在BioNTech的疫苗研究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但仍是如此。德国总理安格拉·梅克尔（Angela Merkel）曾经是欧洲“责任政治”的王牌，但由於她亲自干预以阻止购买更多剂量的辉瑞/ BioNTech药物而遭到议论炮轰。在这场危机下，即使是“欧洲共同体”这位资产阶级最可靠的代理人，也失去了光彩。
在西班牙，由於高层人员缺乏准备和行政无能，疫苗分发的效率在各地有显着差异。阿斯图里亚斯和加利西亚使用了半数分配给这些地区的BioNTech / Pfizer疫苗；但是在加泰罗尼亚，缺乏训练有素的护士意味着在12月最後一周提供的6万剂中仅实际使用了13％；在首都马德里，最初的49,000剂中只有6％被施用。迄今为止，总共约有0.1％的西班牙人口已经接种了疫苗。在荷兰，因为需要更新国家IT网路，让地方卫生部门追踪哪些疫苗已经运送，所造成的耽搁使患者直到今天才开始接受注射。再再显示所有的大成员国都没有完善准备。
同时，极右翼的“义大利兄弟”（Brothers of Italy）正透过发起公开请愿对义大利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试图利用公众对缓慢的疫苗注射行动的愤怒。这些反动的机会主义者不是普遍劳工的朋友，但是资产阶级的孔蒂（Giuseppe Conte）政权显然在逐项对付疫情的环节皆失败。义大利在疫情扩散初期就遭受重大人员伤亡，自那以後，对普通民众的经济造成影响，而爆发抗议—因为政府优先考虑大企业的利益，而不是支持工人。悠哉的疫苗接种行动仅使建制派的声誉恶化。
简而言之，病毒扩散的压力正持续加速分裂，侵蚀欧盟的基础：当这些政权努力应对病毒时，不免暴露它们的腐败核心。以上种种让疫情持续流行，并使无数生命处於危险之中。这种情况在法国特别严重，资产阶级马克龙政府计划在2021年上半年为2000万人接种疫苗，尽管已收到500,000剂BioNTech疫苗，迄今为止，只有350人接种该疫苗。
尽管法国的目标是在2021年中期为2000万人接种疫苗，但到目前为止，法国只有350万人接种。//图片来源：IMF，Flickr
法国民众对疫苗的不信任度高於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部分原因是由於对2009年H1N1流感疫苗接种运动失败的不满情绪，但主要是由於多年来的紧缩丶背叛和镇压，人们对体制及其运作产生了深刻且强烈的不信任。马克龙政府试图通过暂定的丶“分阶段”的部署来缓解这些担忧—主要依靠家庭医生，从养老院中的老年人开始。这事与愿违。
巴黎乔治．蓬皮杜医院急诊科主任朱文（Philippe Juvin）解释说：“缓慢前进不会建立信心。”“相反的，有些事情令人担忧。”确实，上周接受易普索（Ipsos）调查的法国人中有40％表示计划接种疫苗，低於10月份的54％。朱文解释说，这种重大的错误计算只会使“准备工作的根本问题”恶化，他指出，德国已经事先获得了专门的冷冻机和400个测试中心。“我们的在哪里？”
随後，马克龙做了他的其一具代表性的政策转弯，并在电视转播的新年致辞中承诺要彻底改革该国的疫苗接种工作，并说：“每名想要接种疫苗的法国人都必须能够接种疫苗。”政府现在表示将在“2月之前”开放大规模的公共疫苗接种中心，但疫情已经造成破坏。
自从马克龙於2017年当选以来，这个讨人厌的富人政权在一波接一波的危机碰壁。随着这些疫苗接种疫苗的努力证明，他的自信和权威已经瓦解。如果法国诸位劳工领袖能领导近年来的任何群众运动——从2018年的黄背心运动到一年前的大规模罢工浪潮——马克龙政府本可以倒台，属於工人阶级的政府就可以建立并且避免这场灾难。
最终，在印度（死亡率和感染率仅次於美国的第二高的国家），尽管婆罗多生物技术公司（Bharat Biotech）未透露其测试数据，但仍批准使用当地开发的冠状病毒疫苗（Covaxin）。位於新德里的健康监督机构—全印度药品行动网络的联合召集人艾索拉（Malini Aisola）表示，“她感到非常紧张和震惊，因为这确实表明监管机构发布的批准，并无有效数据的辅佐……政府对此仓促行事。”在3月份因严厉封城令所造成的持续性经济影响，与日益上升的农民起义之间，以及COVID-19伤亡人数的激增下，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显然不顾一切，甚至在疫苗被证实安全前就急着推出，以维持其权威并国内企业继续运作。
藐视科学
这种莽撞的行为不仅限於印度。在世界各地，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与他们难以管控或抑制的病毒陷入了拚命的竞争。面对医院超支和感染率急剧上升，并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使经济恢复运转，其中许多人正在转向所谓的务实措施。用简单的英语(语言)来说，这意味着偷工减料。
在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将两次必要剂量之间的建议间隔时间从大约三周延长到三个月，以扩大其疫苗供应量。它还建议在紧急情况下采取“混合搭配”的方法：例如，在无法获得第二剂辉瑞疫苗的情况下，向患者施用牛津-阿斯利康疫苗产品。
对於前者，其理由是较低但更全面的免疫水准可能更可取，而日後仍可实现完全免疫。但是仍不清楚免疫能持续多长时间，尤其是只有注射一剂。英国首席医学官证明了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他指出，牛津大学英国研究的参与者有时在第一次注射後的四到十二周内接受第二次注射。
为了急於恢复经济正常，资产阶级政客们正在冒着巨大的风险，这将阻碍疫苗接种工作。//图片来源：Lisa Ferdinando
但是，辉瑞/ BioNTech的官方建议仍然是21天的间隔，显然，这些主要产品的失败并不符合他们的财务利益。他们在第三阶段试验中的数据是基於参与者在第一次给药後仅9天才接受第二次注射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篇评论发现，初次给药後的有效率为52％：高於美国监管机构对COVID-19疫苗所要求的保护水平，但远低於全程的90％以上。
如果该病毒仅在部分免疫力下在数百万人之间传播，则新突变的危险性就会增加。这也增加了人们可能拒绝或根本忘记注射第二剂的风险。考虑到70％至80％的人口需要免疫才能使病毒消亡，这足以令人担忧。
同时，英国的混合疫苗的提议背後完全没有任何佐证。辉瑞和牛津-阿斯利康的产品基於完全不同的技术，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药物流行病学教授埃文斯（Stephen Evans）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这种方法“不受随机试验证据的支持”。此外，CDC断言冠状病毒疫苗是不可互换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传染病医师提恩（Phyllis Tien）博士回应道：“目前，这一切都不是由数据驱动的。我们有点像处在荒凉的西部。”
英国正在这个新领域领导世界其他地区，美国正在考虑延长两次给药间隔，德国和丹麦也准备效仿。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迫切希望尽快恢复利润，他们正在危及他们的疫苗接种工作，如果这些药物无法发挥预期效果，数十亿的工人丶穷人和青年人将承受的後果。鉴於公众对这些疫苗的信心已经很低，因此政府一时兴起冒险走捷径是极不负责任的。这只会阻止更多的人接种疫苗，这将进一步妨碍人们对抗这种病毒的努力。
疫苗种族隔离
正如我们之前所写，疫苗被富裕的西方国家囤积使其他地区的数亿生命难以获得。尽管南非丶阿根廷丶巴西和土耳其等国家为辉瑞公司的人体试验提供了大量廉价的测试对象，上述国家仍无法获得足够的疫苗来接种其人群。就大型制药公司而言，这些国家的穷人可以被当成实验鼠，但他们没有资格得到适当的疫苗。
疫苗民族主义总是偏爱那些有能力让大制药商赚取暴利的国家。世卫组织的COVAX计划呼吁国际合作，将疫苗带入贫困世界，由於资金不足以及美国和中国缺乏参与，面临“失败的极高风险”。同时，世界银行以贷款形式提供疫苗援助，从而加重了第三世界的债务。“我们正面临全球疫苗种族隔离，”Public Citizen的法律和政策研究人员瑞兹维（Zain Rizvi）说道。
在以色列，这个词特别贴切：尽管该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已经接受接种（世上比例最高），并将疫苗运送到被占领土上的定居者，但居住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可能要等待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让COVAX为他们提供疫苗。这意味着，尽管以色列人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回复到正常生活型态，但巴勒斯坦人依然被该病毒所困。
此外，尽管没有严格的法规来防止私人利益要求穷国获得药品，但是大药厂仍在嫉妒地保护其知识产权，以避免生产廉价的衍生商品。甚至像莫德纳(Moderna)这间同意不对COVID-19疫苗拥有专利的公司也拒绝分享他们的研究。不应允许这几只肥猫逃脱这些，但您无法控制自己不拥有的东西。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将简单地将制药商盗匪们的财产没收在工人的控制之下，并将其知识和技术用於人类服务。
这一切什麽时候才会结束？
随着疫情的蔓延，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变得更加紧迫。病毒传播的时间越长，其变异为现有疫苗无法应对的毒株的风险就越大。牛津大学瑞吉斯大学医学教授贝尔爵士（Sire John Bell）已经提出了一个针对南非突变株的“大问号”。他说：“蛋白质结构上相当大的变化，确实是与南非形式有关的突变，”他特别指病毒中允许抗体黏附的部分。从南非到英国，都发现了这种毒株的病例。如果贝尔的担忧得到证实，这将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发展。
可悲的是，制造和分发这些疫苗的基本任务交给被危机和腐败破坏的体制。若在社会主义和全球计划经济下，许多隐患可以避免。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青年人皆负使命终结资本主义，将科学事实拉出市场的桎梏，为人类谋划健康丶繁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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