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革命既有丰富的教训，也有对未来的展望。本文对比了革命时的情况与革命后10年来的创伤，并解释了当下埃及的革命前景。（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1年1月26日，译本经本网站发现后再做修改并转载。原译者：纪轶、原校对：奎霖）
“如果有一天人民决定要生存，那么就连命运也必须屈从。”——阿布·卡西萨·沙比（Abul Qasem Al-Shabi）
“并且肯定会有这么一代人，他们看到了就会明白，明白了就不再畏惧……”——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布努迪（Abdul Rahman El-Abnudi）
2011年1月25日，数十万埃及民众走上了街头，对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暴政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抗议。抗议者选择抗议的这一天恰是埃及国家假日“警察日”，这是民众表达对穆巴拉克警察政权仇恨的标志。
但实际上，这场抗议活动是受上个月北非沿岸突尼斯的剧变所启发。在突尼斯，一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推翻了扎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的独裁统治，仅仅经过三周的大规模抗议，这位执政23年的突尼斯统治者就逃亡到了沙特阿拉伯。
随后发生在埃及的是更大规模的革命。18天的大规模斗争导致长达29年的穆巴拉克独裁政权被推翻。很多人曾以为他的统治可能永远不会结束。这对于埃及统治阶级来说是一次地震般的打击，这场革命使得整个国家机器屈服，也让数千万工人和青年第一次参与政治活动。
革命的浪潮从突尼斯和埃及席卷到整个中东地区——从利比亚到叙利亚，从也门到巴林，从巴勒斯坦到黎巴嫩，再到饱受帝国主义战争蹂躏的伊拉克。然而，在群众参与了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的那些国家中，埃及的例子或许是带来最多教益的，也是在将来最有革命前景的。利比亚和叙利亚的运动并没有动员起工人阶级的支持，直到帝国主义的干预使得事态完全走向反动。也门的民众现在陷入十分严峻的处境，沙特阿拉伯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在也门发动战争，埃及等国的军队也直接参与其中。巴林的工人和青年已经开创了新的革命传统，这种传统如今也并没有消失。突尼斯工人和青年通过2011年的斗争，使得他们引以为傲的革命传统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而最近的经济危机再次将他们带上了街头。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都有帝国主义造成的复杂问题，但在“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几年里，两国都重新出现了大规模抗议活动。与此同时，黎巴嫩也在过去几年经历了革命运动。
不过，埃及的三年革命与反革命进程（2011-2014）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埃及对于阿拉伯世界来说一直具有战略意义。它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阿拉伯语人口，也拥有中东最大的工人阶级。正是埃及在20世纪中叶通过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领导了泛阿拉伯主义计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是一个左翼民族主义者，他的革命和社会主义言论使他成为大多数阿拉伯和中东国家中最受欢迎的人。他的广受欢迎，显示了他在20多个国家推行国际主义政策的潜力，这些国家以一种共同的语言团结在一起。一场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发生在埃及，那将会改变整个阿拉伯和中东地区的局势。
但是，埃及的革命并不彻底。虽然人民群众为了消灭旧的镇压和剥削阶级的秩序反复进行斗争，但是一个新的独裁政权又应运而生，这仍是一个建立在和以前一样的旧的军事官僚之上的政权。然而，2011年爆炸性事件所创造的条件并没有消失。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埃及统治阶级今天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远比十年前严重。
所以，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在推翻穆巴拉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埃及发生了前所未闻的大规模罢工和街头抗议，埃及民众怎么会被一位与前任同样实行独裁统治的新总统统治？事实上，穆斯林兄弟会的莫哈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甚至将纳赛尔的亲工人政策的最后一点残余正式从埃及宪法和选举法中删除。如今，在推翻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新一轮革命浪潮（考虑到埃及的体量，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了）几乎从政治版图上消失之后，如今的群众难道又回到了原点？
关于埃及革命表面现象的文献已经汗牛充栋。重要的是，我们从埃及革命的进程和事件中汲取关键的教训，这些教训可运用于当今埃及的局势上，更重要的是，适用于未来几年革命运动的归来。
革命无国界
革命的浪潮迅速地从突尼斯蔓延到埃及，这并非偶然。除了两国共有的文化方面的因素，相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也使得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当突尼斯人民向埃及人展示了革命的可能性，其发生也就不可遏制了。正如1月25日开罗的一名街头抗议者所说：“过去，突尼斯人从不抗议。他们的控制比我们更严格。可现在再看看他们。”[1]突尼斯的革命活动人士向埃及青年和工人传授了治疗警方用催泪瓦斯导致的烧伤的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传递了将在未来几个月传遍整个中东的口号：“人民想要推翻政权”。
据称，以雅典宪法广场为中心的希腊“反紧缩”运动推动了解放广场（开罗与内政部相邻的中心广场）的革命。埃及青年和工人采用的策略引发了世界各地的运动。从尼日利亚到拉丁美洲，革命者们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解放广场”。就在最近的2020年10月，巴格达还发生了占领自己的解放广场（Tahir Square）的抗议活动，并提出了社会要求。在那里，革命者们用各种帐篷举行政治会议、给与警察街头战斗受伤的人们提供物资和治疗。这一切就像革命时期的开罗。
然而，参与埃及革命早期的高级青年阶层的政治觉醒实际上来自2000年的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那次起义在埃及引发了大规模的团体性抗议。这是许多年轻人和工人第一次能够在政权的镇压措施面前检验自己的力量。这也是一次团结一致的抗议，以反对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穆巴拉克拒绝谴责入侵）的军事行动。同时这也导致政治活动分子自1972年以来首次占领解放广场。这些事件虽然很小，本身显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但是都标志着埃及青年的政治觉醒。
埃及的斗争既受到国际革命运动的启发，也随后启发了其他世界运动。//图片来源：Kodak Agfa
此外，埃及革命的成功可能会对邻国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利比亚带来根本性的巨变。而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目前正处于社会和政治反动力量的支配之下。埃及革命进入新阶段，也可能在更高的水平上重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苏丹近些年的运动。例如，土耳其的盖兹公园运动发展于埃及的阶级斗争高潮时期，并在2013年6月底推翻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运动中达到高潮，这显然不是巧合。
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俄国革命点燃了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一样，埃及革命表明了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本能。阿拉伯之春（包括过去两年的“新浪潮”）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此外，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还指望德国革命的成功，将其成果回馈给年轻的苏联，把俄国工人和农民从可怕的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同样，埃及革命的胜利最终将取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成功。但在埃及工人阶级能够掌权的情况下，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是很有可能的。事实上，埃及革命对世界各地产生很大的冲击，各地的工人和青年热衷于谈论和研究它。如果埃及革命实现了受压迫和剥削的埃及人民的最终目标，想象一下它将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灵感的灯塔。
工人阶级的作用
埃及革命，就像阿拉伯之春一样，往往被认为是一场主要由青年领导的、把埃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团结在一起的、能够跨越阶级鸿沟的社会运动，就像其他大多数阿拉伯革命一样。然而，这是对此次革命的扭曲，目的是淡化斗争的阶级内容。这场运动就像阿拉伯之春和过去十年的其他运动一样，年龄结构非常年轻——据统计，在这场运动中超过60%的埃及人不到30岁。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考虑到最终参与革命的埃及人比例巨大，以及埃及社会的阶级构成，这些年轻人中的大多数可能来自工人阶级背景。他们或者是工人，或者是正在寻找工作的失业者。
虽然2011年1月25日是标志着埃及民众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性日子，但推动埃及革命进程的事件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就发生了。2008年4月6日，工业城市马哈拉发生过大规模罢工，起因是Misr纺织公司（非洲最大的工厂之一、拥有超过2.5万名工人）持续不断的劳资纠纷。罢工呈现出起义的色彩。尽管警方进行了严厉镇压，但一些工厂的罢工者实际上控制了这座城市好几天的时间。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在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的名称正是由这次罢工而来。抗议者们也从那次罢工运动中采纳了一个关键主张——设立1200埃及镑（约合200美元）的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抗议的首要内容之一。1月25日前，抗议者的主张是：
- 解散议会，举行新的合法选举
- 总统任期限制为两年
- 取消紧急法案（该法律为国家镇压提供法律掩护）
- 并罢免内政部长艾德利
- 设立1200埃及镑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失业救济
当然，甚至在1月25日到来之前，运动的群众就不满足于这些要求，从改革走向彻底的革命。
在第一次抗议活动中，抗议者的主张除了基本的民主要求之外，还包括了工人的要求。这表现出工人在革命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有组织的工人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广场和全国范围的街头抗议。当然，这次的抗议活动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毕竟这是一场大众革命。然而，工人阶级在这次运动中有了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阶级去提出主张的契机，带领这18天的运动走向革命的结局。
马哈拉的大规模罢工实际上是2006年底埃及工人运动发展的高潮。这场运动几乎涵盖了埃及所有主要经济部门和大部分工业地区——横跨尼罗河三角洲、运河地区、亚历山大港和开罗。它从自发的静坐和罢工开始，反对21世纪初的大规模私有化对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影响。从2007年到2010年，发生了2100多起不同的工人罢工和抗议事件，是之前十年的两倍多。
这些行动发生在官方组织的埃及工会联合会（Egyptian Trade Union Federation，ETUF）的控制之外。例如在2008年4月6日之前，由于埃工联试图压制罢工，埃及的Misr纺纱和织布公司的工人就进行了大规模的辞职抗议。在大多数发生罢工和抗议活动的工作场所，工人们成立了成员由自己任免的罢工委员会，其中有很多委员会联合起来组成了地区工会。一些罢工委员会，如财产税征收委员会和教师委员会，最终发展为成熟的工会，在革命前就已独立于官方工会而存在。然而，对于大多数工人群体来说，直到革命之后，才可能在罢工基础之上建立正式的工会组织。
2011年2月6日，穆巴拉克仍旧掌权时，埃及各地爆发了一波罢工，导致各个战略性的经济部门陷入瘫痪。来自电信公司、石油工厂、医院、军工厂、大学、印刷厂甚至苏伊士运河的工人集体响应了革命的号召。当时，开罗的革命中心陷入了某种僵局，革命者已经在街头击败了国家安全部门，但缺乏进一步的手段迫使统治阶级屈服。而大规模罢工不仅让工人阶级掌握了局面、打破了政权对社会的实际控制，也有助于革命的普遍化，让革命在国家的郊区和工业中心地带迅速传播。公共交通工人在2月9日的罢工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三天之内穆巴拉克便下了台。在他被免职后，平均每天有60次新罢工举行。
从那时起，工人们继续掌握着革命进程的主导权。2011年7月，一部分革命青年回到解放广场进行长达一个月的静坐示威。他们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没有明确的主张，也没有前进的方向，最终被伊斯兰主义者压倒。他们推翻穆巴拉克的最初目标已经实现，但穆巴拉克的亲信仍在权力的过渡时期占主导。那时的革命者们对于他们自己所要求的“民主”并没有清晰的答案。最后，他们精疲力竭地偷偷溜走，在那个月里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相比之下，在郊区和省份，另一波罢工于9月份到来，约有50万工人参加。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们的要求很容易就得到了接受，不仅是提高工资，还包括清洗工厂管理层——事实上这些主张在通常情况下不被认为是工人们应有的权利。
同样，尽管在2012年底，反穆尔西（原译者注：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在穆巴拉克下台后接任埃及总统）的抗议活动规模远胜于亲穆斯林兄弟会的抗议活动，但革命依然陷入停滞。直到2013年上半年，依旧是工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罢工行动和社会抗议浪潮打破了僵局。这是埃及有史以来参与度最高的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的激增是穆尔西和穆兄会政权被推翻的真正原因。可悲的是，那些本可以在独立的阶级基础上领导这场运动的人，却把自己的革命权力交给了以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军事高层。
这场革命之后，埃及丧失了在2011年开始显现的、组建大规模独立工会的潜力。罢工运动和工人抗议虽然仍在进行，但数量和规模已开始减小。大多数已经成立的独立工人组织规模都很小，没有真正的工人运动来使其发展壮大。一些被孤立的工会甚至在2017年被取缔之前就受到了镇压。
尽管如此，过去几年的几个例子仍然显示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能够展现出的惊人力量。革命创造出的阶级力量平衡意味着当局无法再正面镇压工人阶级。卫生工作者的罢工已经相当有规律的地发生着；当局对疫情灾难性的处理只会火上浇油。与此同时，2019年在房地产大亨穆罕默德·阿里（Mohamed Ali）揭露塞西丑闻后爆发的抗议活动中，工业中心的自我组织方式以及工人们直接挑战当局的意愿都在恢复中。今年早些时候，在埃及新行政首都的建筑工地上，工人因疫情期间的安全问题举行罢工，为其他工人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人民群众可以比资本家更好地管理社会
革命的经验证明了工人阶级比统治阶级更善于管理社会。//图片来源：Muhammad Ghafari
许多小资产阶级对埃及革命的分析都出现了势利的阶级偏见，巴勒斯坦学者拉希德·哈立迪的话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很明显，组织革命的这股势力不具备竞选的能力...”[2]恰恰相反！埃及革命的经验表明，埃及人民比资产阶级政权的傀儡更善于举行民主选举和参加选举。在许多方面，革命表明工人和青年在没有统治阶级的情况下，能较前者更好地维持民主并把社会管理地更好！
从解放广场就可以一窥工人管理社会的能力。一般来说，埃及城市街道上布满了灰尘和垃圾，但尽管一次就聚集了200多万的抗议者，被人民占领的解放广场却总是一尘不染。与平时的街道不同的是，由于群众明白他们有了对空间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因此他们尽最大努力去维持广场最佳的环境。流动诊所和分诊室由参加革命的医生和护士值班，同时以最高的效率分发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他们以最高的卫生标准来运营医疗机构，同时划出了电影放映、政治讨论的区域，并设立了举行集会和即兴音乐会的舞台。
国家安全部队在1月28日的“愤怒日”被击败后离开了街道，革命者便在广场周围设置了自己的安全检查站，轮流站岗值班。凡是有能力的人都参与了守卫革命堡垒的工作。埃及各地纷纷组建居委会，在夜间守卫公寓楼，主要是为了确保邻里之间不被便衣安全部队或当局雇佣的暴徒渗透。在街头的革命运动中不存在骚扰行为——这与大多数埃及妇女的日常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们发现即使举报了骚扰者，警察通常会站在骚扰者这边。
在工人运动中，罢工委员会由罢工工人自己控制，一般没有埃及工联的任何干涉——工联的官僚性无力阻止这场推动革命巨浪的伟大罢工。埃及能大规模的解除压迫人的经理和老板的管理权，完全是依靠来自下层的组织实现的，而在一些工作场所，厂长制则被萌芽状态的工人自我管理制所取代。
在地方层面，群众将社会的控制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但在埃及革命期间，他们还没来得及在更高层次上发挥这种权力。然而，这些现在都成了埃及工人阶级的传统，不会就这样消失——它们将随着下一次群众运动而回归。
被革命情势改变了的妇女问题
埃及革命的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是妇女发挥了突出作用。埃及妇女受到极大的压迫。许多人除了上班之外，几乎不允许离开家，而其他人则可能经常在街上或在家里受到骚扰或虐待。很少有妇女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她们受到高度的性压抑。
因此，在革命期间上街的人中几乎有50%是妇女，这在许多方面都值得大书特书。同样的比例也具体反映在了工人运动中。在2006年12月马哈拉纺织工人采取的第一次罢工行动中——可以说这是导致革命的一连串事件的开端——女工们首先离开了她们的工作岗位，并开始高呼：“女人们在这里！男人们在哪里？”[3]同样，在所有社交媒体对革命的报道中，最能激发大众想象力的帖子是1月25日起义前夕，一位名叫阿斯玛亚·马赫福兹的年轻蒙面女子在YouTube 上发布的视频。在视频中，她为鼓动其他埃及人——尤其是男性——和她一起上街，言辞激烈，发自肺腑。她建议埃及群众可以“拥有自由、正义、荣誉和人的尊严，而不是像动物一样生活”[4]。
革命运动中之所以没有出现骚扰现象，并不是因为在一个积极鼓励对妇女进行可怕压迫的社会中，男人们突然变成了战斗的女权主义者。而是因为运动的客观需要决定了对这种行为必须零容忍。2011年2月起出现在街头的小批流氓无产者实施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是有组织的反革命的武器，这使得群众为捍卫他们所占据的空间和肉体不受侵犯成为一种革命行为。
妇女是革命成功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妇女感到自己被赋予了平等的权力，走上街头参与罢工和示威，就不会有革命。男子也从革命中与妇女并肩作战的经历学会了平等对待妇女，而成千上万的妇女则获得了革命的政治意识。正是在革命的氛围中，许多妇女克服了长期以来的社会禁忌，决定摘掉自幼在公共场合佩戴的头巾。
当然，我们不能将埃及革命神化为妇女权力的伊甸园。即便在革命期间，妇女的地位仍为极为糟糕的社会落后状况所限制。根据2013年《对妇女的性暴力报告》的数据，埃及从性暴力数量上被评为22个阿拉伯国家中最严重的，甚至比沙特阿拉伯还严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革命运动的败退，妇女的角色也在消退。埃及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打击“淫秽”，多名肚皮舞演员、女演员和流行歌星因被控在表演中穿着有性暗示的服装或做出性手势而被捕。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女性都被判刑入狱。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LGBT群体中。许多人于2017年在黎巴嫩的因LGBT观众而出名的“彩虹音乐会”现场中被逮捕。大多数被逮捕的人都被警方折磨拷打，包括被狱卒用手扒肛门探查。
尽管在过去的塞西总统任期的四年里，这些镇压行为在公众面前发生的频率有所增加，但在埃及都不是特别新的现象。
女性发起了反攻——一场（主要是在网上）#MeToo类型的运动，揭露了个别的特别是在权势阶层中的强奸犯和骚扰者。这场运动赢得了当局可疑的让步：他们另外成立了由妇女领导的警方特遣队在大街上巡逻，打击骚扰者。然而，没有阶级基础，它在更有可能受到来自家庭内外双方面的性虐待，而且没办法说出来的贫困的劳动女工中没有任何影响。对于这些女性来说，正是这场革命指明了摆脱压迫的方向。他们的解放取决于未来的胜利。
埃及的国家政府到底是什么？
与埃及革命相关的大部分讨论都聚焦在埃及国家军事官僚主义的本质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经常与国家的阶级基础合并讨论。埃及统治阶级和维护他们的国家在本质上主要是军事官僚主义，但它在内容上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要解释埃及政权的本质，有必要首先解释它是如何产生的。1952年，一群埃及军官推翻了这个君主和政府都是英法帝国主义的傀儡的旧政权。在此之前，埃及的经济一直在封建落后中恶化，除了那些从帝国主义掠夺国家资源中榨取钱财的人之外，埃及没有自己的资产阶级。为了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1952年革命的领袖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不得不依靠新兴的埃及工人阶级和贫穷的农民。工业在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同时对大地主进行了全面改革。在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后，纳赛尔也依赖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提供外部帮助。
埃及革命确实动摇了这个腐朽的国家，以至于个别权贵从最高点被推翻。但它并没有把国家从其根基上连根拔起。//图片来源：Presidenza della Repubblica
纳赛尔的国家既模仿了旧埃及军队的军官阶层，也模仿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体制。纳赛尔是波拿巴式的人物，他崛起时，埃及既没有一个不完全屈从于外国的资产阶级，也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领导革命运动的工人阶级。他的政权在两个主要的社会阵营中都没有一个有机的社会基础，因此他需要群众来维持他的统治，但他也害怕群众。他的专制国家机器在他去世后被证明是统治阶级对抗工人和穷人的一种有用的武器。
对大多数埃及人来说，作为经济改革的成果，生活水平的巨大飞跃和从帝国主义中获得解放，使得纳赛尔主义大受欢迎。所以埃及国旗和纳赛尔的照片在埃及革命中才会常见。埃及的革命传统被认为是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同时也为大众带来了社会利益。
然而，尽管改革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的，纳赛尔政府却从未与资本主义决裂。因此当60年代中后期经济停滞时，群众收入开始下降，1967年埃及在以色列手中遭受的屈辱性军事失败和纳赛尔的去世加剧了这一进程。此后，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总统摆脱苏联的影响转向美国，引导埃及经济向外国资本开放。开放持续了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不仅巩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统治，而且富足了新兴埃及资本家，他们掠夺国家资源，从政府和外企得到了巨额私人合同。2000年代穆巴拉克政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命令下加速了这一进程，导致了埃及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首次大规模的公开冲突。
从埃及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反应可以看出，当前的埃及政府最终职能是保护资本家的利益。“现在赚钱就是在犯罪，”亿万富翁纳吉布·萨维里斯（Naguib Sawiris）在2011年3月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营销主管娜塔莉·阿塔拉（Nathalie Atalla）说得更清楚：
“埃及百强企业名单里，有哪家公司与穆巴拉克政权毫无关系？我们所看到的政治迫害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转变，所有人都开始担心起来了。”[5]
所谓的“政治迫害”是指自2011年2月起的一波职场暴动，在这场暴动中，惯于压迫和剥削的老板、经理都被工人们踢出了岗位。随着公务员办公室、国家媒体公司和军队运营的工厂从底层清除了穆巴拉克的效忠者，这股浪潮深深地渗透到了埃及国家的中心地带。2011年9月，除了工资或合同要求之外，团结全国罢工运动的头号呼声是“塔希尔”——清理政府。
问题是，尽管工人们出于相同的基本原因成功地发动了数千次独立起义，但在国家层面上却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把这些斗争联系起来，并把它们提升到争取国家权力的层面。工人们从未直接渗透到国家的上层。埃及革命确实动摇了国家，以至于政权开始崩溃，个人专制从巅峰倒塌。但革命还没有将旧式国家政权连根拔起，革命者也没有组织起一个能够取代它的政治权力机构。
人民与军队
在关于埃及革命的讨论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军队。埃及的左翼团体经常嘲笑“人民和军队是一体”（革命期间经常在街头听到的口号）的“神话”。许多人以此为借口，否定埃及普通工人的革命潜力！还有一些人，如革命社会党人（RS），以最肤浅和极左的方式煽动反对它，而不屑于解释“军队”到底是什么。
在数百万埃及人的心目中，军队代表着他们自己的革命历史，因为它在团结民族解放和社会力量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当然，资产阶级军事官僚政权也在玩弄这种概念来安抚群众——塞西在2013年7月上台期间就强调了这一点。问题的关键不是否定或迁就工人对“军队”的幻想，而是对其在革命中的作用进行阶级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和“军队”是一体的：在埃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们被迫为同一个压迫者服务。一方面，埃及武装部队的士兵不是国家强征的工人阶级青年，就是没有其他稳定工作手段的城乡贫民。而这些人构成了武装部队的绝大多数。另一方面，军队的最高层是反革命的核心，与包括普通士兵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对立。
从革命最初起，士兵们就与街头示威的工人和青年相互尊重，这让他们与国家安全部队间的战斗变得更加激烈。从穆巴拉克的统治结束到塞西上台的整整两年半时间里，驻扎在示威抗议活动中的部队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善。2011年1月，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问一名坦克指挥官，他是否会根据上级的命令向他们开枪。他回答说：“不，我绝不会这样做。即使我得到命令也不会。”[6]在总统府外举行反对穆尔西总统的抗议活动期间，抗议者恳求低级的总统警卫离开岗位加入他们，一名士兵指着宫殿回喊：“把这家伙带出去，然后随便放谁进去！”[7]。
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士兵确实参加了革命，包括2011年在解放广场发生的至少一起低级军官示威。正是由于军官根据阶级站队（而不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抗议活动——一些左翼团体可耻地加入了他们）而带来更加紧迫的威胁，才阻止了时任武装部队安全理事会（the Security Council for the Armed Forces，简称SCAF）主席的穆罕默德·坦塔维将军在2012年6月试图发动政变。
埃及革命本来可以很容易激起无产阶级士兵及下级军官与资产阶级军队高层之间的决裂，但遗憾的是，它缺乏一个具有正确的阶级立场的组织和针对一般士兵需求的方向，比如选举所有军官并给予充分的罢免权等要求。如果革命在阶级基础上赢得了“军队”，它就会武装自己，解除政权的武装。这将有利于夺取政权。
不能与反革命合作！
在革命的早期阶段，运动包括了不同阶层的甚至是相互竞争的群众，后期会发生阶级利益的冲突是正常的。革命的进程能大浪淘沙，分清优劣。以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为例，他是一位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联合国官员，在2011年之前，他是许多埃及青年和中产阶级的巨大希望。在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躲在自己的豪华公寓里，被阶级斗争的景象吓坏了，直到2012年底向旧政权投降。一旦他的脏活累活做完，他就从新任副总统的位置上逃离了这个国家，几乎没人为他的离开而难过。或者以谷歌高管韦尔戈尼姆（Wael Ghonim）为例，国际媒体错误地认为他是这场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2011年的年中，他几乎不加批判地支持SCAF，因为他们试图成为新的穆巴拉克。
革命后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的涂鸦：“埃及仍将是伊斯兰国家”。//图片来源：Elagamytarek
相比之下，埃及普通工人和青年在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从失败的“领袖”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产生了更高的阶级觉悟。革命中阶级意识高涨的一个特别感人的例子是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阶级团结。“穆斯林和基督徒是一只手”的口号，跨越了几个世纪以来埃及统治阶级煽动的宗派分歧。尽管作为埃及社会的一股保守力量，宗教本身在革命期间却从未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穆斯林保护基督徒免受国家安全部门和伊斯兰民兵的侵害，反之亦然——他们首先是革命者和工人。
当然，穆斯林兄弟会——一支具有小资产阶级活动基础的资产阶级宗教反动力量，对革命运动的渗透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穆兄会是一股反革命的力量，其行动是为了压制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一些左翼团体，如革命社会主义者（the Revolutionary Socialists，简称RS），在2012年的选举中与兄弟会并肩作战，捍卫其宪法权利，并对穆罕默德·穆尔西给予关键的支持，将其视为“较小的邪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行为是如此可耻。这些团体通过在反革命力量中播下幻想，作为反对军事官僚政权的合法形式，起到了淡化革命中阶级差异的作用。
革命前，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罢工运动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因此获得了很多权威。然而，当他们在2012年转而支持穆兄会时，这种权威完全被浪费了。他们站在错误的理论一边，在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中传播混乱。
如果革命社会主义者事先不了解穆斯林兄弟会的阶级性质——他们以前在抗议联盟中与伊斯兰主义者的合作表明他们了解，那么在革命期间，警告信号就会出现。穆兄会拒绝为1月25日进行任何形式的动员，而且每一步都在阻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他们与SCAF合作，操纵2011年议会选举的形式，以确保多数席位。他们公开谴责2012年2月11日举行总罢工的号召，积极阻止工人参加罢工，在阻止罢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6月动员穆尔西为总统选举投票的公共交通独立工会的一名工人，在党内官员以罢工为由逮捕他之后的几个月就描述了他对兄弟会的厌恶。“我不会再投穆斯林兄弟会的票，他们想制造一个新的法老，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8]。
革命左派本应在工人经历了兄弟会的教训后大有收获。但在穆尔西执政的12个月里，经济陷入更严重的危机，失业率继续激增，私有化加剧。同样的出售国有资产和讨好统治阶级的腐败交易发生了——只不过现在站在队伍前面的是资产阶级的另一派。穆兄会借助国家安全部门和伊斯兰民兵实施恐怖政权，包括2012年11月的残酷镇压抗议活动，2013年1月在塞得港、亚历山大和其他城市实施的镇压性宵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先前的机会主义削弱了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和其他左翼政党的政治权威。后者还继续捍卫穆斯林兄弟会的民主权利，甚至当穆兄会暴徒在街头恐吓工人和青年时，他们仍在继续捍卫穆兄会的民主权利！
阶级、政党及领导
救国阵线（National Salvation Front ，NSF）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卡迈勒·阿布·艾塔（Kamal Abu Aita）是在新世纪前十年的后期，从抗议征收财产税的运动中涌现出的杰出人物，他领导建立了埃及的第一个独立工会，不久后又领导建立了埃及的第一个独立工会联合会（EFITU）。到2012年1月，该联合会声称全国工会的附属单位已遍及埃及各主要经济部门，包括24个总工会和140万名会员。也因此，阿布·艾塔在埃及革命的先锋中拥有巨大的权力和权威。
然而不幸的是，和所有其他的主要革命领袖一样，阿布·艾塔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认为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应该分开。这一错误反映出，在几十年的政治压迫之下，工人领袖的政治觉悟还比较低。工人对政治不感兴趣这种借口，在有关埃及劳工斗争的报道中经常被提及。当然，他们对穆巴拉克、穆尔西或塞西的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但领导的作用是应该是让他们相信，他们可以拥有代表自己的政治机构。然而，当时的领导者由于不相信工人在政治领域的领导能力，所以即便在革命期间，阿布·艾塔都没有在呼吁和组织大规模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以及将成千上万个特定工作场域的斗争联结为更大范围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方面做过努力。结果，2011年11月，阿布·艾塔以穆斯林兄弟会的党籍参选议会议员，并在这个基础上胜选。
同样，左翼纳赛尔主义者哈姆迪恩·萨巴希（Hamdeen Sabahi）带着巨大的政治权威参加了革命。然而，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他未能将民众支持转变为一个面向工人阶级的大众政治组织。萨巴希推行了一项工人计划，呼吁大规模国有化，实行1200磅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标准，并对前1%的富人征收财富税。他赢得了开罗、亚历山大港、卢克索、西奈以及三角洲和运河地区几乎所有工业中心的选票。事实上，他本应在第二轮选举中与穆尔西对决（并获胜），但统治阶级通过操纵投票，以确保其青睐的候选人艾哈迈德·沙菲克（Ahmed Shafik）继续参选。对此，萨巴希呼吁大家联合起来抵制选举，但却拒绝利用他的平台动员群众，理由是“这不民主”！
然而，不到六个月后，阿布·艾塔、萨巴希等人与旧政权代表以及埃尔·巴拉迪（El-Baradei）等自由派人士达成协议，组建了一个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民众阵线。毫无疑问，2012年11月，当穆尔西试图巩固手中的权力时，民众的切身利益和统治阶级的主导势力便形成合力。但由于未能将反抗置于独立的阶级基础之上，工人领袖也将革命推向了危险境地，使其偏离了夺取政权的轨道，走上了对统治阶级毫发无损的道路是不争的事实。
在革命前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如2011年11月、2012年11月和2013年1月的起义——萨巴希、阿布·艾塔以及像埃尔·巴拉迪（El-Baradei）这样的自由反对派竭尽全力阻止该运动，阻止它推翻现政权。而如果他们能把这一半的精力和决心投入到发动一场真正有组织的革命运动中，历史必将改写。
即便有这些错误，如果萨巴希和其他领导人在2013年6月30日期间或之后能够采取独立的阶级立场，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至少也会跟随他。这样一来，统治阶级就会受到挑战，人民群众也将看清革命和潜在反革命之间的明显区别，军队的普通士兵也会有明确的决定，做好跟随革命的准备。
然而事实与此相反，萨巴希完全支持塞西在6月30日之后的独裁统治。阿布·艾塔接受了在政府中担任劳工部长的职位，在政府试图以镇压穆斯林兄弟会为名而镇压罢工时保持了沉默，并在此后支持了镇压独立工人组织的行动。正如托洛茨基所言，背叛总是在改良主义中[9]。一旦你进入了体制，你就必须遵守它的命令。阿布·艾塔只是被新政权收买的众多革命领袖之一。经过三年无果而终的斗争，群众运动被这些背叛折腾得晕头转向，士气低落，并开始走向衰落。
现在，这些所谓的工人领袖都销声匿迹了。只有2012年得到少数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哈立德·阿里（Khaled Ali）在2018年的总统选举中脱颖而出，成为吸引民众的潜力股。尽管他对改良主义抱有幻想，但在现政权中仍保持着独立地位。阿里在被诬陷为猥亵罪而遭逮捕后退出了竞选。选举竞争在没有遭到多少公开抗议的情况下几乎完全被镇压，甚至连来自穆巴拉克保守派的塞西的潜在对手也被禁入。就目前而言，埃及工人不得不为革命的领导危机而付出沉重代价。他们已经从艰难的道路中认识到，唯一的团结就是阶级的团结。
面包与自由是息息相关的
对于自由派的国际媒体来说，埃及的革命事件从头到尾都只攸关“民主”，但是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
革命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民主斗争和经济斗争被摆成了两个独立的斗争。实际上，它们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图片来源：Jonathan Rashad
毋庸置疑，面对一个丑陋的暴政国家，数百万的人民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诉求，这是超出了资产阶级自由评论员想象的民主的光辉表现。言论自由、政治问责制和新闻自由等民主权利是埃及革命的关键驱动力。
国家镇压和基本民主权利的缺乏是引发第一波革命的原因，它打开了闸门，让数百万人的不满、希望和渴望公开化。当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2011年之前也存在一场人民运动，但社会需求是一直在发展和变化的。
重点是，埃及的人民运动向我们证明，即便是资本主义追求的社会目的，在埃及也无法通过资本主义的手段实现。虽然2011年1月提出的所有最初的民主要求在一年内都得到了政府的承认，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可以巩固它。如今十年过去了，人民依然连最基本的民主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有哪个埃及人都够自信地说他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2015年埃及第一轮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仅为2%，折射出埃及人民对整个舞弊过程的蔑视。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四年里，当前政府竭尽所能地压制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声音以及打击独立的期刊和出版商。
埃及人民开展革命的最佳场所，就是在工作场所组织有力的独立罢工委员会。委员会对工人运动的开展担负责任。这与巴拉迪主张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美国模式的想象完全不同。
问题在于，工人阶级无法得到一个强有力组织的有效领导，他们在工作中需要表达的民主无法得到有效的、全国性的、政治性的表达。在地方层面上，真正存在的只可能是为工资、雇佣合同、解雇这个或那个老板以及其他社会需求的斗争。这些社会需求必须同全国范围的政治行动联系起来，因为只有获得政治权力才能完全实现这些目标。
正如革命提出的需求无法得到回应一样，工人们在革命中通过斗争得来的零敲碎打的社会改革已被击退。这主要是因为埃及在过去的五年中，相对生活成本因资本主义持续的危机而失控，这也证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改革的临时性。现在的工资远低于十年前，临时用工和非正规用工依然盛行于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些当权者的走狗又回到了管理者的岗位。
不幸的是，在革命的青年中，有不少人对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表示不解，对他们的社会要求也完全不理解。这使得统治阶级可以用实现真正民主的空头承诺来平息这场运动，而面包问题（即经济民主）则被搁置一边。正如维权人士希沙姆·卡西姆（Hisham Kassem）所说，“如果几年后，打扫街道的人和我一样对此事有益，他们会发现‘好吧……我还在扫大街，每天靠2美元生活’，他们会再次崛起。[10]”工人阶级已经开始重新崛起——从2017年的面包骚乱，到2019年的穆罕默德·阿里抗议。
革命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将革命划分为经济革命和民主斗争两个战场，虽然他们是相互交错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支持为群众争取民主的权利。但埃及资产阶级不能放弃这些权利，因为它们将为大众提出他们的经济要求开辟道路，而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满足的。因此，争取民主权利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斗争归结为同一个问题：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埃及青年必须从阶级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革命，才能得出这个必然的结论，并把革命热情导向工人。革命是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唯一途径。
革命不能半途而废
革命没有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没有铲除阶级，造成了可怕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埃及资本主义继续从一场危机跌跌撞撞地走向下一场危机：从2016年的货币崩溃，到COVID-19引发的最新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对埃及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除了经济影响外，病毒也在埃及失去控制，今年早些时候它像野火一样在监狱系统内蔓延。当权者几乎取消了病毒随意扩散的全部障碍，让这种疾病在人群中肆虐，因为它掩盖了真正的感染率和死亡率。
即使在这场流行病爆发之前，随着燃料补贴的削减，群众的贫困水平还在上升，生活成本也在增加。五年前有报道说，超过50%的埃及人处于住房无法保障的状况。从那时起已经有几十年的租金补助被取消。与此同时，建筑业的敲诈勒索者从空空荡荡的豪华度假村中赚取数十亿美元。
塞西担任总统期间，伊斯兰恐怖袭击增多，而埃及军队却继续干涉利比亚和也门的野蛮内战。
而现在，塞西似乎已经无限期地延长了他的独裁统治，打破了他对革命仅存的承诺。在他的统治下，统治阶级为革命制定了残酷的报复措施，尤其是对青年活动家。然而，它并没有能够直接对工人阶级进行暴力镇压，因为工人们在革命期间决定性地证明，社会力量的平衡对他们有利。
半途而废的革命进程对阶级意识的影响造成灾难性的后果，2011年之前阶级斗争的激增，以及随后爆发的革命群众运动，最终留下了权力真空。国家机器恰当地用同一个旧政权的傀儡填补了这一真空，并利用革命运动的凭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在运动过程中由于缺乏独立于政权的革命组织，使热血澎湃的群众感到迷茫。大多数人感觉社会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感觉今不如昔。
然而，也不能说什么都没有改变。虽然在短时间内迷茫的群众可能对阶级意识产生困惑，但是从多年革命运动中获取的宝贵经验，被迫从SCAF和穆斯林兄弟会中得到教育仍然存在。埃及的工人们和青年人有机会从这一丰富的经验以及塞西那里有了重要的结论。在过去两年中，当埃及人民不顾剥削者和当局的武装暴力与恐吓，自发组织反对塞西的运动时，我们已经看到其中一些结论付诸了实践。
但是，在今天的埃及，工人阶级革命党的缺席仍然显得很突出。埃及革命从未在公开斗争中失败过，失败的责任完全落在领导人的肩上。我们得出如下教训：在下一次革命运动之前，在正确的理论基础上，成立一个扎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党。从现在开始，学习2011-2014年的经验教训，以便在未来应用正确手段。这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性组织的途径。
当然，埃及人民改造社会的力量、创造力和意愿从未受到质疑，唯一缺乏的是主观因素。今天革命者的任务正是准备好这个因素，在下一次革命爆发时就要引导工人阶级征服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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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Liberation Square, Ashraf Khalil, St Martin’s Press (2011), p. 146
[2] The People Want: A Rad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rab Uprising, Gilbert Achcar, Saqi (2013), p. 286
[3] Bread, Freedom, Social Justice: Workers and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Anne Alexander & Mostafa Bassiouny, Zed Books (2014), p. 102
[4] Liberation Square, Ashraf Khalil, St Martin’s Press (2011), p. 131
[5] Liberation Square, Ashraf Khalil, St Martin’s Press (2011), p.300
[6] Circling the Square, Wendall Steavenson, Harper Collins (2015), p. 18
[7] Ibid., p. 318
[8] Bread, Freedom, Social Justice: Workers and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Anne Alexander & Mostafa Bassiouny, Zed Books (2014), p. 273
[9]Writings on Britain, Leon Trotsky, marxists.org (1931)
[10] Liberation Square, Ashraf Khalil, St Martin’s Press (2011), p.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