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末，香港例行的區議會選舉在爆發已半年之久的反送中抗議浪潮中進行。近來的情勢，讓這一歷史上低參與，低投票率的選舉儼然成為香港民眾對北京政權意見的公投。這場自香港回歸中國以來最多人參與的區議員投票，以反北京泛民派候選人的壓倒性勝利作結。然而，整個香港運動仍然迫切需要一個清晰的，階級鬥爭的路線才能有效前進。
這次選舉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的18個區議會代表。與立法會相比，區議會的政治實權要少得多。他們只能在日常市政事務上對港府提出建議，沒有實際立法權，儘管區議會其中五名議員可以參選成為立法會成員。在479個議席中，有27名當然委員將根據其在新界鄉村或離島的鄉事委員會主席資格自動選出，其餘則透過直接選舉產生。
這與立法會選舉有所不同。在立法會內的70個席位中只有40個是直接選舉產生的，剩下則是通過“功能”（即專業）選區選出的，由商業領袖委員會選舉其代表，從而保證了將近一半席位是由香港統治階級直接控制。
被親北京資產階級政黨主導下的立法會，與現在反北京政治勢力佔絕大多數的區議會之間，兩者在代表制上存在明顯差異。而在反北京勢力內部也存在著“泛民內部的建制”與被迫忍受血汗工時和狹小公寓的群眾之間的階級矛盾。
被否決的北京
區議會在實際事務上缺乏正式權力，是迄今為止其投票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自2003年以來，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一直保持在50％以下。然而，今年註冊選民卻達到413萬，投票率達71%。就連中共政府運作的《中國日報》 也不得不承認這是香港“有史以來最高的（參與）水平”。
Another particularly long queue is at Shatin’s Lek Yuen Estate, where the injured democrat Jimmy Sham faces off Wong Yue-hon.
— Hong Kong Free Press (@HongKongFP) 24 de noviembre de 2019
Photo: May James / HKFP. #hongkong pic.twitter.com/2gOmPDBQah
乘著群眾對這場先前對平淡無奇選舉的大量參與，反北京的“泛民派”席次從2015年的120席暴增至385席，多於兩倍。親北京陣營從上次選舉中贏得的292席減少到59席。值得注意的是，泛民派其實在上一次區議會選舉中遭到挫敗，比他們先前在2003年達到的最高紀錄174席少了74席。
某些選區的轉變尤其引人注目。在先前被建制派主導的九龍黃大仙區和新界大埔區，建制勢力這次居然一席也沒拿到。一些最大聲支持北京的政客，如公開挺7月襲擊示威者的白衣暴徒的何君堯，時尚大亨兼九廣鐵路公司前董事長田北辰，以及因認為港府對抗議做出太多讓步而把林鄭月娥罵到哭的麥美娟，通通落馬。
另一方面，區議會選舉遵循的“簡單多數制“規則也可能誇大了泛民成功規模。泛民雖然贏了80％的席位，但他們的實際得票則是167萬票（佔總投票數的57.2％），而建制則獲得了190萬票，得票率40.6％。這當然沒有改變選舉結果壓倒性地否決了北京的事實，但是這也顯示親北京陣營仍然握有很大的動員能力。
面對群眾這次對他們的清楚不信任票，林鄭月娥和她背後的中共仍然態度強硬。林鄭只提到她會尊重選舉結果並會“認真反省”，但仍未對運動提出的五大訴求，尤其是對香港實行真普選的要求作出任何回應。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在選舉前一天的11月23日宣稱這次選舉將是不公平的，因為它將在廣泛的暴力衝突中進行。選舉當天，新華社只有報導選舉落幕，以及聲稱“愛國愛港人士”在選舉期間遭到示威者的騷擾，但卻沒有報導選舉結果。
林鄭和北京的強硬態度皆是不可避免的。對中國人民實行獨裁統治的中共，永遠不會自願向香港群眾提供民主改革，因為這將導致中國勞工階級向他們要求同樣的權利，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危機籠罩著中國和全世界的今天。其次，香港的政府機關，法律和選舉制度的安排仍然給予北京對香港局勢的最終決定權。僅僅將人選入這些議會是不會對北京造成根本的威脅，致使其態度發生根本變化。只有將抗爭擴大到香港之外，並與中國勞工階級團結起來直逼中共，香港和中國各地的人民才有可能贏得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一個工人民主社會。
不幸的是，這不是香港運動目前所採取的方向。
“泛民派”有能力解決問題嗎？
許多主流評論粗略地謹將這次選戰視為“親北京”和“反北京”陣營之間的較量，而忽略了泛民陣營內部是由一系列複雜，互相矛盾，以及有時對勞工階級把持反動立場的政治勢力所組成。
我們必須清楚地表明：馬克思主義者堅決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他們造就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復辟以及對包括香港在內數百萬人的剝削。 所謂的“一國兩制”代表了北京政權開給香港資產階級的歷史性空白支票，以換取他們對中國的政治忠誠，並促成西方資本引入中國。資本主義在香港造成的高度社會不均，在中共的統治下變本加厲。我們也因此訴求以一貫的階級立場，也就是以香港勞工和受壓迫者利益為核心的立場，向現今的運動提出我們的建議。
泛民陣營是由一系列複雜的，互相矛盾的，有時反動的政治勢力組成。香港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中）和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右）最近代表香港人民領取了“麥凱恩公共服務領袖獎”。麥凱恩（John McCain）生前是美國著名的右派政客。 //圖片來源：哈里法斯國際安全論壇官方臉頁
我們讚揚香港民眾通過這次選舉結果對北京表現的否決，但單單是否決並不代表一個積極的前進方向。這次將泛民派帶進區議會的選舉結果，也讓一些不良份子雞犬升天。
以香港民主黨為例，作為泛民陣營內的最大黨，現在亦是區議會中的最大政黨，囊括91席。這個自稱擁護民主價值的政黨於1999年拒絕支持在香港實施最低工資。2010年，它也放棄爭取取消立法會高度反民主的的“功能選區”制度，反而只是提議稍微修改它。他們實際上被廣泛視為站在反送中運動的邊緣絕非偶然，許多激進示威者將他們視為香港現今問題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黨在這次選舉中的成功並不代表群眾對他們本身的真正熱情，而是由於在廣泛的反北京情緒中缺乏其他選擇。
類似於民主黨的小資產階級自由派政黨，如公民黨，民協和新民主同盟也得以當選。他們共同構成了泛民陣營內的主要集團。
與上述勢力以左還有工黨和社會民主連線，但是這些政黨的改良主義和對議會制的幻想使他們落後於群眾運動而不是領導他們。香港工黨是由香港職工盟內部少數領導與一些社運人士於2010年成立的。與其在英國著名的同僚不同的是，工黨並不是一個勞工階級的群眾組織，沒有為群眾提供定期參與和討論政治的場所，而是只是為反北京工會周圍的運動人士提供參選途徑的工具。它 相信“主張透過工人的集體力量，並輔以法律規範，平衡（失衡的）勞資關係”。工黨有限的政治展望和資源令其只能站在泛民陣營的邊緣。在香港目前的運動中，他們也只發揮了渺小的作用，也從來沒有為反送中運動提供過基於階級的先進解決方案。因此，即使他們在今年的區議會選舉中收益，他們仍然只掌握7席。
另一方面，社會民主連線雖然也不是擁有群眾基礎的政黨，但由於其旗下有幾名相當有名的人物，也獲得遠高於工黨的能見度。其中，岑子杰大概是社民連最著名的政治人物。他所參與召集的民間人權陣線曾在6月領導了數次百萬群眾示威。但是，岑式並沒有利用這個平台來推動真正基於勞工階級的訴求，而是服從於資產階級自由派所堅持不改的五大訴求。他從未提議為了香港和整個中國大陸的勞工階級的利益，這些訴求應該擴大為社會要求。這種猶豫不決的領導手法所導致的政治僵局，再加上港府加強的鎮壓，意味著民陣發起的示威活動隨著時間的流逝將不可避免地萎縮。
同為社民連成員的“長毛”梁國雄所採取的策略，也導致他錯失了天大的良機。他曾經參與“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自認為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信奉者，卻選擇將自己以形象而不是內涵塑造成反送中運動的激進左翼。梁國雄這次對上建制資產階級最大黨民建聯的黨主席李慧琼，卻沒能為這場選戰注入階級鬥爭性質。他沒有利用如此的曝光率將五大訴求推越其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限制，推向可以贏得中國大陸勞工支持的社會要求，反而完全擁抱五大訴求，而沒有為運動添加任何理念，只是穿著格瓦拉襯衫上街，然後將既有的口號喊得比別人大聲而已。最後，在反北京情緒的高潮中，他僅以343票之差敗給了李慧琼。如果他至少對他所參選的土瓜灣區所經歷的重建戶安置危機提供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將他的選戰限制為抽象的“踢走建制”形象，他本可以贏得更多支持。我們現在只能猜想當他承認自己的敗選是“有辱使命”時，他到底得到了什麼樣的教訓。而那些一直為梁國雄和他的路線擔保的人們應該認真思考，檢視這一經驗。
左派候選人“長毛”梁國雄沒有利用他的平台提出社會要求。//圖片來源：梁國雄官方臉頁
社會主義綱領和階級鬥爭是唯一出路
我們必須承認，香港運動普遍缺乏真實的階級觀點，導致其失去了群眾性質。運動內沒有一方在認真考慮如何將“五大訴求”擴大到社會要求，也沒有組織提出積極爭取贏得中國大陸勞工階級支持的觀點。
直接參與運動的群眾數量有所減少。數百萬人走上街頭的光景不再。我們反而看著數百名孤立的學生們試圖使用冒險主義的方法取得突破。他們其中一些人（主要受犬儒勢力影響，如香港自治運動）訴諸請求美國推動《香港人權法》，向最終必然會為一己之私犧牲香港群眾的川普求援。其他人由於運動的孤立而與警察做出大膽小規模搏鬥的“勇武抗爭”。儘管目前群眾仍然對這些活動把持消極的同情，但不幸的是，在目前的力量平衡下，這些抗爭是無法贏得勝利的。
Police and protesters - at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ic.twitter.com/S7sfCC8I8D
— Karen Lam (@Karen35429261) 20 de noviembre de 2019
造就當下窘境的責任應該要由上述“左翼”領導人以及香港職工盟承擔。後者拒絕參加廣泛基層所發起的11月11日總罷工。在“總罷工”缺乏工會團體領導的情況下，絕望的青年示威者訴諸破壞鐵路，向公路投擲雜物等手段迫使香港停工。這些活動並未造成任何停工，反而導致了香港中文大學和最近的理工大學的學生抗議者所受到的暴力警察鎮壓。要壓倒警察，就必須要訴諸能夠激發廣大群眾參與抗爭的策略。
現在如職工盟和工黨這樣的組織，以及如岑子杰這樣的公眾人物應該停止尾隨資產階級民主訴求，主動在香港各地的工作場所內組織罷工會議，以爭取促成真正的總罷工。如此的總罷工不僅要爭取五大訴求，更要要求提高最低工資，減少工時不減薪，立即充公大亨們的地產，以實現真正的廉價公共住房計劃。普選只能通過革命手段來贏得。應該在全港舉行群眾大會，以組織群眾建立自己的民主力量，而不是等待北京領導下的立法會恩賜選舉權利，他們是不會同意的。這種在地方和工作場所舉行的群眾會議應選舉代表參加更大規模的群眾機構，該機構將聯繫所有地方鬥爭，組織運動並為香港民眾提供港府以外的民主性替代方案。
現在的情況清晰地顯示：只有在香港和整個中國推翻資本主義，才有辦法打倒林鄭月娥和她身後的中共政權。香港政府的權力完全取決於北京。北京的力量得到了整個中國資本家的支持，因為北京捍衛了資本主義並壓制勞工階級。要擊敗它，就必須將僅限於民主要求的五大訴求擴大為社會要求，即可以促成香港大眾與同樣被血腥剝削的中國人民團結起來的訴求。只有積極與中國大陸的勞工階級一同為社會主義綱領抗爭，我們才能一勞永逸地終結香港人民每天遭受的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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