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托洛茨基被暗殺前，他預言二戰的結果會是斯大林主義政黨全面崩盤，第四國際會變成領導革命的群眾性政黨。但在戰後，蘇聯進軍東歐之後建立了數個民族共和國並很快完成了財產公有製，中國共產黨也擊潰了蔣政權。斯大林主義出乎意料的勢力大增，導致了第四國際陣營內出現分歧。以米歇爾・巴布洛（Michel Pablo ）為首的國際領導，先把南斯拉夫列為資本主義國家，後來鐵托和斯大林分裂後，又認為南斯拉夫變成了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關於中國革命建立的國家的階級性質，第四國際的領導也有矛盾的分析。格蘭特領導的英國托派在第四國際陣營中有比較獨到的理論。在本文章，他提出的立場是中國和南斯拉夫皆是畸形工人國家，並預測了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的發展總趨向。本文摘自於《不間斷的傳承》(The Unbroken Thread) 和1966年的再版。原稿下落不明。英語原文刊登於英語馬克思主義文庫泰德·格蘭特專欄）
譯者：陳湘靈
大衛・詹姆斯（David James）同志日前發表的內部文件（《關於斯大林主義問題的一些評論》，1949年2月）如果可以幫助我們正確地面對受斯大林主義控制地區的新局勢並進行必要的重新定位，將會有益。然而，他的文件中存在某些固有的危險，如果不加以糾正，可能導致對新斯大林主義的投降。文章基本弱點在於：他將國家機器抽象化，機械性地把它看作是一個階級的直接反射，並認為社會中出現的所有衝突都毫無中介地、直接地反映了不同敵對階級。這導致他得出錯誤的結論，即斯大林主義官僚體制內部的鬥爭必然直接反映了對立的階級利益。
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出發點是對社會及其所有現象和機構做出階級分析，但它並不止於此。從那裡開始，有必要進一步分析所有在階級定義範圍內的交叉流和相互作用。在講到南斯拉夫和中國時，首先必須牢記這些要點。如果沒有俄羅斯墮落工人國家的存在，沒有世界帝國主義受二戰削弱，東歐的發展格局將會截然不同。這些事件只能基於這兩點解釋：俄羅斯以其國有化財產形式的存活；戰事的走嚮導致了斯大林主義可以生存，並掌握了勢力大增的俄羅斯。正是這造成了革命以斯大林主義的、畸形的形式擴展到了其他國家。
詹姆斯擊中了第四國際國際書記處（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SFI）[1]的立場的根本弱點，指出他們未能對東歐國家進行階級分析。在分析一個黨、一個運動、一個國家或一個群體之前，必須先從基於財產形式的階級基礎出發，即使一個階級與代表它的黨或政權之間可能存在鴻溝。
關於東歐各國的階級性質，我們與詹姆斯同誌有共識。但正是在這裡需提出的問題是：我們一旦定義了國家的階級性質，還得考量一系列中間因素、上層結構和其他因素，才能決定應以什麼樣的政策對待眼前的政權或黨。過於膚淺的階級分析不足以作為指針。比如說，資產階級國家是可以有不同種類的——法西斯主義、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波拿巴主義（Bonapartist）[2]獨裁等——它們之間的差異，對於我們以什麼樣的態度回應，會起非常重要的作用。革命家們對列寧領導下的工人國家的態度，和對斯大林領導下的工人國家的態度，會大相徑庭。
詹姆斯同志寫道：
“革命共產黨（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RCP）[3]......得出的結論是，蘇聯和其衛星國家的政權基本相同，而且我們認為這個（鐵托-斯大林）衝突是斯大林主義內部的危機，而不是不同社會性質的國家之間的衝突......然而，我們只講到這裡......我們沒有對鐵托運動的階級特徵下定義... ...我們說這是兩個斯大林主義官僚層或兩個官僚部門之間 的衝突。但是當托洛茨基談到這類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時，他仔細地描述了分裂的兩部分之間劃了什麼樣的階級界限：他指出了“布田科（Butenko）的派別”[4]（資產階級法西斯主義者）和“來士（Reiss）的派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 。這是從他的立場得出的必然結論，即官僚主義不是一個階級（Class），而是一個階層（Caste），其演變取決於兩個決定性階級在社會中的鬥爭走向。我們同樣在這立場上，必須要問：鐵托是代表工人傾向還是資本主義傾向？由於沒有提出這個問題，我們自己放棄了階級標準，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從而確保我們無法理解這些事件。”[5]
詹姆斯同志在這裡犯的錯誤，是假設一旦我們確定了階級基礎，問題就會很簡單，所有明顯的傾向都必須是敵對階級利益的直接反照。但他只需問自己這個問題：斯大林在與鐵託的鬥爭中代表什麼階級？既然詹姆斯根據定義承認政權的階級基礎“基本相同”，鐵托又代表什麼階級？難道南斯拉夫的工人階級與俄羅斯的工人階級正在進行鬥爭？這顯然不太對勁。
首先，在這問題上我們得討論詹姆斯對托洛茨基的引用。托洛茨基的確是認為官僚階層的不同部分往往會反映階級利益，其中一個派別跟著無產階級走，另一派別跟著資產階級走。布田科投奔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他沒有代表俄羅斯內的任何社會團體，而只是沒有根基的孤立案件。來士代表了無產階級派別，因此加入了第四國際。托洛茨基確實設想了危機時期會分別發展出強大的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潮流——在階級勢力的壓力下，官僚將會出現分裂。但他所預期的分化，特別是在戰爭期間，並沒有發生。但托洛茨基確實提出了其他的更加切題的論點，其中明確地解釋了官僚內部（或者像我們現在所辯論的話題：不同國家的工人官僚之間）的鬥爭到底代表了什麼力量。我們在這裡指的是烏克蘭。
老托指出，當烏克蘭的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Bukharinites）[6]被清黨之後， 在民族共和國[7]身為部門領導的斯大林主義官員，其中有九成隨後被監禁、流放和槍斃。他們與斯大林代表的是不同的階級嗎？當然不是！他們反映了烏克蘭群眾因反對大俄羅斯官僚實行的民族壓迫而表現出的抗議和不滿。烏克蘭群眾不光以工人和農民的身份而受到官僚的壓迫，而且也以烏克蘭民族的身份而受壓迫。因此，在烏克蘭有爭取民族解放的運動。這不局限於烏克蘭。在蘇聯所有受俄羅斯官僚壓迫的民族共和國中，也進行了同樣的過程。 所有這些共和國的國家官僚們都或多或少對大俄羅斯官僚充滿怨恨。在這點，他們被本國人民反對沙文主義官僚集中傾向的普遍仇恨情緒所感染。據託卡耶夫（Tokaev）上校在《週日快報》的文章，在二戰期間，克里米亞、高加索和其他一些民族共和國發生了全國性的起義。戰後，大俄羅斯官僚使用的懲罰這種“不忠”行為的方法，是把克里米亞及其他地區的國民共和國的全部人口驅逐出境，並把共和國解散；這一舉動單從字義來講，都算是違反了斯大林自己制定的憲法。顯然，這是為了警告其他共和國不要離叛。
這才是與南斯拉夫正確的類比。在烏克蘭的清洗中，托洛茨基解釋了這涉及的問題不是不同階級立場，而是不同國家民族受官僚壓迫的情況。烏克蘭的斯大林主義者並不代表布田科的派別，也不代表來士的派別。他們想要的是更多的自治權，讓烏克蘭人對共和國的國家命運有更多的控制（事實上僅代表烏克蘭官僚自己的權力）。在無產階級革命之後，竟然仍然會出現這種性質的民族鬥爭，僅僅顯示了革命在斯大林主義的統治下被倒退了多遠。 （這裡讓我們補充一點，列寧憑藉其遠見卓識的國族政策，令人驚訝地事先提出了這個可能性：即使在廢除資本主義之後，不同民族之間仍然會發生衝突。在無產階級革命之後，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期望將會存在著很長時間，甚至在世界範圍內，這將構成一個重要課題。）
可以說，在南斯拉夫和東歐，斯大林試圖實施類似於蘇聯共和國的官僚政策。在南斯拉夫的唯一區別是，俄羅斯的官僚沒有像在其他衛星國家那樣對國家機器有如此牢固的控制權。當然，這是因為在其他國家，蘇聯紅軍的進軍摧毀了資產階級政權並觸發了群眾的運動；而在南斯拉夫，鐵托卻在擊退德軍佔領之前就有了自己的群眾基地並建立了自己控制的國家機器。紅軍協助了貝爾格萊德（Belgrade）的解放，但毫無疑問，和其他衛星國家的情況相比，鐵托更受群眾的歡迎，更有大眾基礎。在南斯拉夫人的眼中，他們從德國帝國主義的解放是在鐵托和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的。因此，斯大林試圖將南斯拉夫完全從屬於莫斯科官僚的努力遇到了當地官僚的抵制，他們有足夠自信會得到群眾的支持。與此不同的是，其他衛星國家的政權認為有必要依靠莫斯科官僚，因為擔心如果和莫斯科發生衝突會動搖自己的政權。
斯大林難以在南斯拉夫實施類似對付烏克蘭的方案，甚至無法實施類似對付波蘭的偽獨立的方案（波蘭有句笑話說，西倫凱維茲（Cyrankiewicz）[8]想休息一晚去看電影都得打電話給克里姆林宮報備）。斯大林試圖干涉南斯拉夫，結果卻是史上第一次斯大林的走狗被捕而不是反之。這就好比假設烏克蘭斯大林主義者擁有自己的國家力量和群眾的支持，獨立且強大到足以反對俄羅斯的聯邦內務部（MVD），等國家機器。在此基礎上，他們本可以抵制莫斯科官僚想要他們完全從屬的要求。
這就解釋了托洛茨基為什麼認為民族問題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以至於他提出了建立獨立的社會主義蘇維埃烏克蘭的訴求。乍看之下，這似乎與把全歐洲統一在社會主義聯邦國之下的戰略相衝突。從純教條主義的角度來看，烏克蘭和大俄羅斯群眾的敵人似乎是相同的，任務再簡單不過，是在一個統一國家的範圍中，把他們嚮往民主控制的鬥爭融合為一。但僅僅找到階級基礎卻不是答案。烏克蘭官僚的階級基礎與俄羅斯官僚的階級基礎沒有什麼不同。然而他們彼此卻發生衝突，而勝方會蠻橫地處死敗方。
同樣地很明顯，鐵託的暫時勝利這一事實，並不代表他變成了一個無意識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就像烏克蘭官僚不算是無意識的托派。
斯大林主義官僚的專政間接地反映了無產階級的統治。為了使蘇聯恢復健康，一場新的革命，一場政治革命，是必要的。其經濟基礎將保持不變，當然政治革命的社會影響將導致整體經濟計劃、收入分配、文化等方面發生深刻的變化。正如法國的情況——資產階級獨裁政權需要通過革命才能轉變為資產階級民主——俄羅斯也同樣需要通過革命才能將官僚極權主義政權轉變為真正的民主政體。法國的政治革命導致了深刻的社會變化——不同的收入分配、生產力更加自由的發展、文化等。但該社會制度的基本結構保持不變。同樣的，在俄羅斯階級基礎將保持不變，上層建築將發生變化。在這方面，我們與詹姆斯有共識。但南斯拉夫呢？
在斯大林主義的早期階段，俄羅斯工人政權墮落的過程是無意識地進行的；而同樣的過程在南斯拉夫卻是半意識，甚至是有意識地實施的。鐵托政權十分類似斯大林政權在1923年至28年的情況。借鑒俄羅斯的經驗，可以得出明顯的結論：如果沒有民主，反對派無容身之地，政權是極權的，那麼發展的步驟將會和俄羅斯相同。這發展恰恰不是鐵託或斯大林個人心理的問題，而是由社會中運作的不同傾向的無情利益所驅使。
國家政府作為一種特殊的上層建築結構凌駕在社會之上，必然傾向於形成有特定思想習慣的群體，他們善於指揮，在教育和文化上有特權。其趨勢是凝結一層有自己利益觀點的階層，其觀點不同於它所代表的階級。這在國家接管生產資料的情況下尤其突出；社會的唯一指揮層是官僚。馬克思和列寧強調群眾必須保持對國家或半國家[9]的控制，是因為如果沒有群眾的控制，就會產生新的有特殊的運動規律的趨勢和傾向。
如果從理論上講（把斯大林政權從世界關係和社會內部矛盾抽像地孤立出來），這樣的階層可以無限期地延續下去（一名西伯利亞斯大林主義高官的保守預計是1000年）——這仍然無法導致社會矛盾的改善或國家政府無痛地從社會上自行消亡。社會進化，社會階級和階層的所有發展規律，都否定了這一可能性。這種社會不僅不會往共產主義的方向發展，反而如果受官僚任意支配，將不可避免地發展成人分三六九等的奴隸國，就像傑克・倫敦（Jack London）在小說《鐵蹄》中描繪的寡頭統治一樣。
社會主義不是自動地從生產力自身的發展中形成的。如果社會的變遷純粹是生產力得到發展後，社會會自然而然地變化的話，那麼從一個社會形式到另一個社會形式的轉變就不需要有革命。正如多次解釋過的那樣，單靠生產力的國有化並不會消除所有的社會矛盾——否則俄羅斯就已經算是社會主義了。一旦官僚贏得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就永遠不會自願放棄其特權地位。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只會創造新的需求，並為官僚處置其利益盈餘開拓新的空間。這表現在隨著俄羅斯生產力的發展，官僚會成為越來越貪婪和世襲的階層，而不是反之。 （在這裡，我們著重分析的問題不是不可避免的群眾反抗運動，官僚主義的昏庸造成的矛盾，必然會導致社會爆炸等。這問題需要別處進一步闡述。）
俄羅斯的墮落並非偶然。當無產階級掌控權力時，它在社會中的地位決定了其意識形態，決定了社會演變的方向是朝向消滅國家和建立共產主義。當官僚掌控權力時，它在社會中的地位決定了其意識形態，決定了社會演變的方向不是朝向自願地消滅國家和建立共產主義，而是朝向官僚鞏固自己。條件決定意識。鐵托和毛澤東的手段、組織、視野及意識形態與俄羅斯斯大林主義者的方法、組織、視野及意識形態是相同的：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相反——他們的基礎是極權主義官僚制。蘇聯控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Cominform）[10]批評了鐵託的“土耳其式恐怖”，是有根據的。當鐵托面對一系列的指控：黨代表大會的討論是一場鬧劇，沒有人敢反對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甚至因為怕立即被捕而不敢投反對票，黨內和國內是獨裁統治——他唯一的反駁是將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批評和左翼反對派在1927年蘇共大會的批評劃了等號。
南斯拉夫的現狀和左翼反對派對蘇聯政權的描述是一樣的，幾乎一字不差，唯一的區別是1927年的俄羅斯和今天的南斯拉夫相比，有過更多的來自以前的殘餘民主。至少在他們被驅逐之前，反對派被允許在代表大會提出自己的立場，斯大林還沒有發展出徹底極權主義的鎮壓手法。黨內還有布哈林派等派系。斯大林仍然不知道他將會走哪條路。鐵托已經全盤承襲了波拿巴主義統治的組織、意識形態、手法。
斯大林和鐵托政權之間的唯一區別是後者仍處於早期階段。在俄羅斯官僚推出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大眾的初期熱情反應，和今天南斯拉夫的熱情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斯大林只能通過越發肆無忌憚的恐怖來統治， 而鐵托則目前可能仍然保有南斯拉夫絕大多數人口的支持。但這不是根本性的分別，而是節奏和群眾經驗的問題。
如果當今官僚和群眾的生活水平之間的差異，在南斯拉夫（如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等——不要忘記這一點）要比當今的俄羅斯小得多，那是因為在有群眾參與的動蕩之後，不可能立即推行造成巨大社會不平等的政策。
正如各式斯大林主義官僚所表達的那樣，“社會主義尚未實現”；換句話講，就是官僚完全無拘束的統治尚未成型；他們的存在模式尚未達到相當穩定的地位。此外，在落後的經濟基礎上（除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生產力還不足以同時滿足不斷擴大的經濟需求及領導階層過分的奢侈標準。在俄羅斯曾先需要經濟的蓬勃發展，才有條件產生隨著經濟發展而穩步增長的貧富差距。
因此，在南斯拉夫，我們可預判，只有當國家工業化並把自己低得可憐的生產力水平提高以後，官僚和群眾之間的區分才會擴大。如果鐵托或任何其他個人試圖減緩這一趨勢，在這種條件下，他們就會和俄羅斯的老布爾什維克落到同樣的下場，以各種手法被剷除。他們的命運並非偶然。官僚階層需要的人不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的，而是站在新社會層立場的。鐵託的“理論”與克里姆林宮的波拿巴集團本是同根生，是克里姆林宮教育和訓練了他。就連他的元帥制服也顯示他盲目地反映了導師的意識形態和方法。他的私人統治，及南斯拉夫官僚的整個方法，可能和其他東歐國家相比更加接近了克里姆林宮的拜占庭式的膜拜儀式。與1927年的斯大林不同，鐵托眼前有現成的藍圖，因此更有可能會導致社會分化和專制國家獨裁所必然導致的奢靡將會更快產生。
鐵托和斯大林之間沒有原則上的區別。事實上，這場鬥爭中最可笑和最醒目的事件之一大概是鐵托高高舉起“一國社會主義”的旗幟，而斯大林主義者高舉“國際主義”的旗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鐵托相信只有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之勝利，才能通過國際分工和串通各國經濟的方式來解決俄羅斯和南斯拉夫群眾的生計問題；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鐵托尋求建立工人的民主與控制。事實上，他對斯大林在俄羅斯所做的事情滿口是讚詞。他的所有行為和話語都反映了波拿巴派官僚的利益。他“愛穿華麗的製服”不僅僅是簡單的“弊端”，更是他的政權的病症。他比1927年的斯大林，更強烈地反映了私人統治——官僚主義的獨裁統治體現在一個人身上。
在南斯拉夫發生的事情驚人地重演了斯大林主義官僚所經歷的演變，包括首先以機會主義對待農民，隨後改成針對富農和城鎮小業主實行恐慌措施。第一次“破壞罪”審訊已經發生了，鐵托把經濟計劃中任何缺陷的責任都掛在政治對手的頭上。相似的，俄羅斯的“被迫供罪”審訊也以小規模重演。眾所熟知的斯大林主義警察國家的輪廓已經很明顯。差異是表面的，而基本特徵相同。
鐵托“喜好”謀殺托洛茨基主義者，這並不只是礙事的偶然現象。他為什麼要謀殺托派？僅因為他們身負托洛茨基之名？顯然是因為他們代表了無產階級；因為他們為工人的民主、真正的選舉、國際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綱領的所有基本原則而奮鬥，而不是為官僚專制主義鬥爭。重點不是鐵托謀殺了他的對手，隨後採用了他殺害的人的政綱。正是當斯大林推行（最初由左翼反對派提出的[11]）五年計劃並且打擊富農和資本主義分子，導致整個老布爾什維克階層向斯大林投誠時，托洛茨基那時反駁過提出類似論點的人。左翼反對派解釋了，斯大林是如何消滅反對派，然後藉用他們的政策並以扭曲的方式實施的。反對派沒有因此得出了“斯大林是無意識的列寧主義者”這一結論。他們警告說，這不僅是做了什麼的問題，而是誰做的、如何做的、為了誰的利益、出於什麼動機。這是決定性的問題！
事情證明了，不是投誠斯大林的人，而是托洛茨基說的才是正確的：儘管斯大林主義實施了五年計劃，但卻不可能引領俄羅斯到達社會主義。加米涅夫（Kamenev）、季諾維也夫（Zinoviev）、拉科夫斯基（Rakovsky）、布哈林等人的投降是徒勞的。最後，他們因為無法與波拿巴主義集團重歸於好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斯大林在1927年的急轉彎以及他對城鎮和鄉下資產階級的攻擊，雖然得到了無產階級的熱情支持，但卻是受官僚自我保護的動機所推動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說的，俄羅斯官僚想獨吞國家的公帑，而不希望與資產階級分享，也不想在如何分配無產階級所生產的盈餘這一問題上受資產階級約束。但官僚對資產階級的攻擊並沒有為無產階級帶來更自由、更廣泛的民主，或者減少官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差距。說到底，這並沒有防止俄羅斯實行奴役工人的製度。
以此類推，鐵托反對俄羅斯官僚的鬥爭，毫無疑問的有著南斯拉夫群眾的支持。在實現五年計劃的鬥爭中，布爾什維克派曾對反對資產階級的官僚給予了批判性支持。同樣的，第四國際必須對南斯拉夫的官僚給予批判性支持，因為它在其鬥爭中代表著進步的一步，在於它有助削弱俄羅斯官僚，而且最重要的是因為我們支持民族自決權的原則。同樣的，我們會支持烏克蘭斯大林主義者反對俄羅斯官僚的鬥爭。一旦實現了自決權，我們就會倡導獨立的烏克蘭與俄羅斯聯合在一個聯邦裡。
可是，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屈從於這些事件，或者對南斯拉夫官僚的動機、目標和方法抱有任何幻想。正如斯大林沒有因為與資產階級的鬥爭而被轉變成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鐵託也同樣不會成為一個無意識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就算他已經與克里姆林宮分裂，並在民族和自決權問題上使用了正確的論據。
對於鐵託來說，這段時期不是通往社會主義的過渡。這是通往鞏固他的統治的階段。他的目標是俄羅斯模式的“社會主義”。在依靠國有化財產來發展生產力的這一方面，官僚還算是發揮著相對進步的作用，為未來準備了物質基礎。但與此同時，社會矛盾將會增長。官僚會從在特定條件下發揮相對進步的作用，再變成完全反動的。國家的壓制力量不但不會漸漸消亡，反而將得到加強。南斯拉夫的無產階級的任務會與俄羅斯、保加利亞和捷克的無產階級任務相似。
第四國際可採納的人才？
從革命（在中國發生的現象無疑是個革命）源自於“國家最迫切的內因”而不僅僅是莫斯科的傀儡這一事實，詹姆斯同志得出的結論是，毛澤東一定是無意識的托洛茨基主義者：
“當前的趨勢如下。第四國際國際書記處的立場是支持鐵托和新斯大林主義。革命共產黨的立場相對模糊得多，但至少我們可以說它把斯大林和鐵托擺在同一個平面上，並認為推翻兩者對社會主義的前進至關重要。讓我們看看這立場是否能經受一場新事件的考驗，即斯大林主義在中國的勝利。
新斯大林主義者的態度是能耐受這次考驗的。正如我之前所說，南斯拉夫革命好像是源自於該國最迫切的內因的，而不是莫斯科強加的；但就中國而言，就更沒有懷疑的餘地了。顯然，革命主要是本土事務，因此毛澤東像鐵託一樣是真正的革命者，是“無意識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也是第四國際應當招募的人才。 （毫無疑問，國際秘書處正準備寫類似的一封信）。反過來，如果國際秘書處堅持的立場是中國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同南斯拉夫的一樣墮落，我們面臨的問題又會是：'這麼早期墮落的根源是什麼？ '
另一方面，革命共產黨的立場最終會崩潰。再怎麼有想像力也沒法說'紅色中國'是俄羅斯的造物。如果我們認為毛澤東像鐵託一樣和斯大林同樣糟糕，那我們必須承認，使我們持這種態度的特徵是革命本質上固有的。也就是說，它不是個墮落的工人國家，而是個官僚階級國家；也就是說，我們持有夏克曼（Shachtman）[12]的立場。 ”
大衛・詹姆斯無疑會接受馬克思主義運動中的這一常識，即每個現像不能孤立地看待，而是得觀其起源、運動規律和前景。但口頭上接受這一點是一回事；實際應用它又是另一回事。詹姆斯實際上說，中國正在發生一場革命，因此它與十月革命一樣。毛澤東領導著這場革命，因此毛澤東是中國的列寧主義者或託洛茨基主義者。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正在領導革命，因此何必要第四國際？我們解釋俄羅斯斯大林主義墮落的發展，可以通過指出之前的世界形勢的發展，西方革命的失敗等。同樣，我們解釋中國的事件，只能通過指出它是由以下幾點造成的：強大但墮落的俄羅斯工人國家的存在；世界帝國主義的虛弱，無法像1925-27年那樣有效地干預中國；中國社會的內部衰敗；和中國斯大林主義運動的歷史和發展。
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把財產國有化和土地分割的革命從農民而不是工人階級開始，這是前所未有的。這該怎麼解釋？
矛盾的是，這場農民運動是由1925-27年革命的失敗所衍生的。隨著無產階級的失敗，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將他們的基地從無產階級轉移到了農民。它斷絕了自己與城市的關係並領導了農民戰爭。其整個社會基礎，其已經在山區和農村待了超過20年的領導的心理，逐漸脫離了工人階級的觀點。這個群體的心理必然取決於他們的生活條件。這一運動的領導和乾部的最初核心是由一小撮前工人戰士、強盜、前農民、冒險家和知識分子組成。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個典型的波拿巴派集團。它把自己融合成了一支軍隊。
即使在農民戰爭的最初期，當斯大林主義者正執行“極左”路線並且與城市的紐帶尚未完全割裂時，他們的整個環境就已經開始醞釀著波拿巴軍隊的必然心理。共產國際和中國領導層——當時還沒有完全墮落——對這個過程，包括在基層，有過不詳的預感。例如，當時在所謂的“蘇維埃”地區形成的“工會”。伊羅生（Harold R. Isaacs）在他的《中國革命的悲劇》中寫道：
“但是不管人數多少，這些工會的性質之可疑，就是連上海黨的工會中心也不得不抱怨了。它在1931年的報告裡談及工會內發現'店東和富農'。翌年，它寫一封信痛罵江西的工會辦事人，責他們准許'農民、僧侶、店老闆、工頭、富農、地主'為會員，但'另一方面則諸多藉口，使大部分農業工人、苦力、店員和工匠不得入會'。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同志被罵為'輕視工人，對他們擺架子'。該信指這些工會是'反無產階級性質的，多份代表地主、富農和店主的利益'。”[13]
詹姆斯同志忽視了社會中階級、群體和階層的互相關係。例如，在1923年，受整個紅軍歡迎並受群眾擁護的托洛茨基原本可以通過軍隊組織政變，逮捕斯大林和其他人並控制國家機器，這是明擺著的事實。伊斯特曼（Max Eastman）[14]，因其從未理解這一過程，所以傷心地責怪托洛茨基是多麼得傻。托洛茨基為何沒有這麼做？原因是軍隊上台後會在社會中施加自己特定的壓力。其軍官階層滿腦的想法會是自己應當是霸主。這不會阻止波拿巴主義的墮落過程，而只會採取不同的形式。在那時如果托洛茨基要抵制墮落的過程，那他要么會淪為軍官階層的俘虜，要么就會被罷免。托洛茨基試圖站在無產階級的覺悟和自製的立場上。他知道如果反之，工人會變成旁觀者，軍隊會成為決定性因素，對革命的發展造成致命後果。
這就是為什麼詹姆斯同志提出的問題，即革命的墮落是否從一開始就是與生俱來的，是不切題的。問題恰恰是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需的心理，即無產階級運動的覺悟。難道大衛不承認無產階級有意識的參與是建立健康的工人國家的必要條件？
中國的革命從一開始就有著波拿巴主義的變形，並不是因為這是革命必須與生俱來的，而是由我們之前提及的國內和國際的特定社會環境所造成的。
中國歷代有過許多場農民戰爭；通常情況下，領導層在進入城市時會與資產階級融合，接下來會有典型的資本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指出，農民運動必須在城市中找到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領導。如果資產階級帶頭的話，當然就會有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果無產階級帶頭的話，就會有社會主義革命。在這裡，出現的是後者的一種特異變種，因為農民運動具有集中的領導，其形式為斯大林主義政黨，根源在莫斯科。它以農民為基礎，在進入城市時不是以真正的共產黨的目標和眼界，而是以在階級之間操縱來建立自己的權力為目標。其方法是將自己的社會基礎轉移到無產階級之上——不是像布爾什維克黨那樣作為無產階級的直接代表——而是以波拿巴主義的手法。
在過去，波拿巴主義一貫代表著此種趨勢：它雖然與資產階級聯繫在一起，但仍然會把自己抬高到階級之上，操作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有時甚至會倚仗著無產階級對統治階級出擊。在俄羅斯官僚波拿巴派集團統治的早期，雖然它依賴著工人國家的經濟基礎，但眾所周知，它在富農、耐潑曼（NEPmen）[15]和工人之間權衡和操縱。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從某種意義上講，倚仗著工人階級的社會民主主義通常在工人和資產階級之間搖擺，具體傾向哪方取決於當時的社會壓力。如果社會民主主義沒有發揮任何真正獨立的作用，那是因為他們歸根結底依賴於資產階級。儘管資產階級波拿巴主義會在階級之間穿梭並互相搞挑撥離間，但它歸根結底代表著資產階級，因為它的利益和特權源於私有財產製度。但波拿巴主義同時也可以對資產階級強加非常繁重的苛求。
斯大林主義是波拿巴主義的一種形式，以無產階級和國家所有製為基礎；但它跟標準的工人國家的差別，同法西斯主義或資產階級波拿巴主義跟標準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差別一樣之大，資產階級民主是資產階級的經濟主宰及統治的最自由的表達。
倚仗無產階級的斯大林主義，在特定條件下可以權衡在對立階級之間，從而為自己的利益加強自身。我們已見這是如何在東歐實現的。眼前中國也有類似的過程進行中。革命性馬克思主義趨勢絕不可能與資產階級建立聯盟，正是因為在推翻資產階級的鬥爭中，需要確保群眾的動員是獨立自主的；而反之，斯大林則不會顧忌這些。斯大林主義與資本家建立聯盟的前提是當資產階級完全被挫敗之後，以便利用資產階級來反對工人起義這一隱患。因此，斯大林主義者在中國提議的聯合政府並不意味著資產階級的勝利甚至存活。這會被用來爭取喘息的空間，以便模仿莫斯科的藍圖來組織斯大林主義、波拿巴主義的國家機器。這根本不會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設想的國家或半國家——作為群眾自發武裝的組織——而是一個與群眾分離的國家機器，完全獨立並凌駕於大眾之上，成為壓迫工具。
顯然，中國的運動的活力源自於“經濟的最迫切的內因”。然而，一個真正的革命性、托洛茨基主義的領導在落後國家會從無產階級中汲取力量，在其後會凝聚農民群眾；相比較，毛澤東則依賴農民，且不僅指望現階段無產階級會是被動的，更還無情地鎮壓任何敢於獨立地對抗資產階級的無產者。在以後的階段，毛澤東在需要反對資產階級時會調動無產階級，隨後又會背叛並無情地鎮壓他們。從這方面講，更確切地說，毛澤東像鐵託一樣是個有意為之的斯大林主義者，有意識地採用了許多波拿巴主義的伎倆，而不是像斯大林當年不得不摸石過河。
雖然國民黨的軍隊在面對斯大林主義者的革命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的號召時就馬上散架了，但有件事是清楚的：毛澤東的宣傳計劃的目的，並不是革命動員無產階級和組織蘇維埃。這也沒指望通過工人自覺主動的方式來推翻城市裡的國民黨政權。相反，他的策略是無情地粉碎任何工人爭取主權的動靜。拒絕動員群眾的意圖並非偶然。這表達了對現階段城市群眾運動的恐懼。托洛茨基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之間的區別，沒有比這更鮮明的證據了。馬克思主義是基於群眾，特別是無產階級，有意識的運動；波拿巴斯大林主義則會在階級之間操縱，並利用大眾的革命本能來滿足新階層的既得利益。兩者之間劃著無法逾越的鴻溝。
毛澤東政權將遵循其他斯大林主義政權的模式。在鞏固自己後，它將成為軍警獨裁政權,並繼承俄羅斯政權所有其他方面的惡性。這種跡像已經可見。
詹姆斯同志斷言，當我們說毛澤東會跟隨斯大林的步伐，甚至會更加野蠻時，等於把問題簡化為毛澤東“沒有任何社會基礎的個人心理”。這不是毛澤東個人傾向的問題。這恰恰是中國軍隊及民事官僚的心理問題。斯大林主義下的俄羅斯已經展示了不受約束的極權主義能有什麼後果。在遠比俄羅斯落後的中國，人命和自由一直被輕視，所以社會矛盾將導致的後果會與俄羅斯相同，只有這個差異：斯大林主義的暴政將會加上傳統亞細亞式封建的暴政。軍事和民事階層掌權之後，如果毛澤東不履行他們的要求，那麼他將被剔除，另一名扮演波拿巴角色的人將取代他的位置。
將軍和軍官在山區和農村地區過著簡單樸素的生活，這個事實是無關緊要的。拿破崙曾在法國革命軍隊中經歷過類似的階段。但一旦掌權，這個階層就會過上榮華富貴的日子，包括穿上“華麗的製服”。資產階級的觀者，當他們講到貪污腐敗的國民黨軍官及官僚階層與紅軍領土上相對誠實樸素的組織管理的差別時，指出這只是遲早的事。一旦紅軍奪取了華北和華南的繁華的都市，那麼情況就會有變化。在鄉區的低經濟基礎上，沒有條件產生嚴重的社會分化。要重申一遍，問題不在於毫無社會基礎的個人的“心理”，而是整個群體在社會中的必然觀點和心理。
鐵託的翻版？
毛澤東擁有獨立於俄羅斯紅軍的真正的群眾基礎，這一事實很可能使中國斯大林主義首次擁有獨立的基地，因此不再需要直接依賴莫斯科。毛澤東的處境與鐵託一樣：雖然蘇聯紅軍在偽滿洲[16]扮演著一定的角色，但中國的斯大林主義正在發展獨立的基地。中國人民的民族願望，反殖民的鬥爭傳統，國家的經濟需求，特別是獨立的國家機器這一強大基礎；這一切，都導致莫斯科擔憂中國會出現危險因素，即一名新的、真正可畏的鐵托。鐵托主義者已經預測了事態發展會是如此的可能性，鑑於其與南斯拉夫運動的相似性。
俄羅斯已經在滿洲控制了中國東方鐵路[17]以及在亞瑟港[18]和大連的基地，並把統轄交給他們的傀儡李立三。作為一名信譽掃地的斯大林主義官吏，他在1930年代初期的“第三時期”[19]執行了斯大林的極左策略，也是毛澤東的老對手，所以李立三是控制滿洲的可靠傀儡。重要的是，他在俄羅斯流亡多年。通過控制了曾經包含中國大部分工業的滿洲，克里姆林宮希望維持一個基地。在新疆，斯大林通過與國民黨資產階級政府協商，建立了支助基地。
然而，俄羅斯官僚使中國經濟隸屬於自己的利益，屢次試圖安置完全從屬於莫斯科的傀儡；也就是說，對中國的民族壓迫——將會為日後與中國的衝突埋下伏筆，其將影響重大深遠。毛澤東手握獨立且強大的國家機器，有條件與西方帝國主義者博弈（他們將尋求與中國簽貿易協議，以試圖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挑撥離間），又作為戰勝國民黨的領袖有中國群眾的支持，將有強大的後盾來對抗莫斯科。
斯大林越是試圖阻止這種發展，越是可能催進和加劇怨恨和衝突。但是，就算毛澤東與斯大林決裂，這仍不代表他變成了托洛茨基主義者。我們將為毛澤東反對斯大林提供批判性支持，就像對鐵託一樣。但是，我們將繼續反對雙方，提出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立場。
最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關於第四國際應當發揮什麼樣的角色。詹姆斯同志寫道：
“與此同時，斯大林主義者正在'完成'一場革命，在此看不到托派發揮任何角色。顯然，格蘭特提到了斯大林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扭曲以及托派即將來臨的角色，這具有純粹的儀式性意義，源自於對斯大林主義的成見，這成見就連格蘭特自己都拋棄了。”
再者，在引用《世界新聞和觀點》報紙裡毛澤東擁護“無產階級領導的廣大群眾革命......”[20]這話之後，詹姆斯評論道：“如果這是真的，那我們必須支持它，也包括批評，但得放棄任何關於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要扮演獨立角色的想法。”如果革命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那何必要“包括批評”地支持它呢？同志，用不著批評了！我們將加入毛澤東的隊伍。
我們認為上文已經解釋了中國革命的變形及其根源。我們支持斯大林主義者採取的進步措施，就像我們在芬蘭和波蘭支持他們一樣，但我們也警告大家這些社會力量會導致不可避免的腐敗。因此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有清楚的角色。他們支持，甚至歡呼，採取的進步措施；同時，他們會解釋蘇維埃、群眾民主控制等的必要性，他們也反對官僚為了自身利益而採取的任何傷害群眾的反動措施。他們的任務是不容易的。反對派在俄羅斯幾乎被徹底消滅了；這是否意味著托洛茨基主義者在俄羅斯就沒有任何好扮演的角色？我們堅信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這不是無意義的儀式，而是因為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未來充滿信心。如果光靠事態的自行發展，中國將永遠無法擺脫官僚主義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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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譯者註：成立於1946年戰後的國際代表會議，推選了由書記米歇爾・巴布洛（Michel Pablo）為首的新領導。格蘭特的英國托洛茨基派雖然和國際書記處同處一個國際組織內，但雙方對重大政治問題的分析大不相同。
[2]譯者註：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典著作裡，波拿巴主義是資本主義中的特殊現象。當階級鬥爭達到了勢均力敵的地步，統治階級已經無法使用議會民主來維持其統治，而工人階級卻無法奪取政權；此時，國家政權會暫時相對獨立於各階級，以獨裁的形式扮演“裁判”角色，雖然最終其捍衛的物質基礎仍然是財產私有製。托洛茨基和格蘭特將此概念加以發展，衍生出“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見下文）的概念。
[3]譯者註：第四國際在英國的正式分部，1944年3月由英國的不同托派組織合併形成。格蘭特作為政治書記，起草了其大部分理論文獻。
[4]《不間斷的傳承》原編者註：費奧多爾·布田科（Fyodor Butenko），斯大林派外交官，於1938年叛逃蘇聯投誠法西斯。埃乃斯·來士（Ignace Reiss），代號波列茨基（Poretsky），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格別烏）官員，於1937年夏與斯大林主義決裂。 1937年9月被保衛局謀殺。
[5]譯者註：詹姆斯《關於斯大林主義問題的一些評論》原稿下落不明。本譯者把節選部分直接從英文翻譯。
[6]原編者註：以老布爾什維克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命名，他們是蘇聯的右翼反對派。在1927年左翼反對派被驅逐流放後，斯大林把矛頭轉向了布哈林派。 “老布爾什維克”指1917年俄國革命以前加入布爾什維克黨的成員。因為黨籍資深，所以在革命早期起了重要作用。斯大林為了抹滅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革命傳統，在大清洗中處決了幾乎所有老布爾什維克。
[7]譯者註：一般指蘇聯的構成國，在斯大林下仍然保留了“民族自治”的表面形式，但實際上受俄羅斯支配。在本文，特指蘇聯所有弱勢民族國家的總稱。
[8]原編者註：約瑟夫・西倫凱維茲（Josef Cryankiewicz）是波蘭社會黨的秘書長，於1947年成為總理。在1948年，他強迫波蘭社會黨與波蘭工人黨“統一”。
[9]譯者註：列寧對過渡性質的工人階級政權的稱呼。工人階級為了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仍然需要鎮壓的機關。但因為行使的是絕大多數群眾，機關的形式將不再是官僚的、凌駕人民之上的“特殊力量”。 （參見列寧《國家與革命》）
[10]譯者註：斯大林在解散了第三國際之後，1947年9月設立的替代組織。 “總部最初設立在南斯拉夫的首都貝爾格萊德。蘇聯試圖通過這個組織以達到控制各國共產黨的目的，而不願受蘇聯的控制[...]的南斯拉夫領導人鐵託與斯大林發生了衝突，最終[.. .]公開決裂。而南斯拉夫共產黨也為此於1948年6月被開除出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維基百科）
[11]原編者註：五年計劃最初是由左翼反對派在1923年提出的。甚至直到1927年4月，斯大林仍然嘲笑電氣化的提議；然後在1927年底，官僚機構面對富農的增長才實行急轉彎，並採納了反對派的許多計劃，儘管是以扭曲的形式實行的。
[12]譯者註：美國托派運動早期的領袖，但在1940年與托派決裂：托洛茨基把蘇聯分析作“墮落工人國家”，因此必須無條件捍衛它而反對資本帝國主義；而夏克曼則把蘇聯列為新的“官僚階級國家”，認為與資本帝國主義無異，因此在雙方的鬥爭中持“中立”態度。 （詳見托洛茨基《保衛馬克思主義》）
[13]《中國革命的悲劇》，原文英文，伊羅生著，劉海生譯。中文版摘自：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harold-r-isaacs/1938/19.htm
[14]原編者註：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是托洛茨基幾本著作的美國譯者。雖然同情左翼反對派，但他從未加入過其行列。他在1930年代末與馬克思主義決裂。
[15]譯者註：蘇聯1921到1928年施行新經濟政策(NEP)時從事私人商業者。
[16]譯者註：偽滿洲國是中國東北曾受日本帝國主義扶持的傀儡政權，但在1945年，也就是本文章出版幾年前，就已經滅亡了。由於其前領土直到1950年是受蘇聯佔領，所以作者應該是代指中國東北。
[17]譯者註：“今天，這條鐵路稱為濱洲鐵路和濱綏鐵路，都屬於哈爾濱鐵路局管理。” （百度）
[18]譯者註：現稱“旅順港”。
[19]譯者註：有時譯為“第三階段”。指斯大林1928年-1935年的極左國際策略，給社會民主黨貼上了“社會法西斯主義”的標籤，拒絕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聯合展開反法西斯的工人統一陣線，因此直接導致了法西斯可以輕鬆奪取政權。 （詳見托洛茨基《共產國際的轉變與德國局勢》）
[20]譯者找不到毛澤東的話的中文原文，因此從英文引文翻譯回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