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5日，西班牙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愤怒者运动（The indignados，又称反紧缩运动）。几年来，这场运动在政治上展现了其影响，即“我们能”（Podemos）党的崛起。但即将于本月举行的选举将证实，该党在其领导层的带领下已陷入死胡同，终将走向灭亡。这代表着一个政治周期的结束，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是，这个周期的结束正为群众运动在更高层次上的新一轮革命高潮奠定基础，而过去十年为之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3年7月17日。译者：梅洛）
“我们能党”的出现
“我们能”党在 2014 年 5 月 25 日的欧洲选举中脱颖而出，以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为核心。他通过电视辩论大受欢迎，在当时肆虐西班牙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背景下，他精力充沛、勇敢地谴责西班牙的政治体制以及大企业和银行的作用。
在“打倒种姓！”和“打破 1978 年政权之锁”（指 1978 年西班牙国家宪法，该宪法是在革命时期结束时制定的，如今被称为向民主的“过渡”，这一过渡实际上以旧法西斯政权和主要工人政党领导人之间的腐朽妥协而告终）的口号下，“我们能”在这些选举中获得了 8% 的选票，并在六个月后的民意调查中获得了 28% 的投票意向，使其在选举倾向方面成为第一大党。其他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在这种程度上失去了信誉。2015 年 1 月 30 日，“我们能”在马德里街头单枪匹马地召集了 30 万人，其声势之大是其他任何政党都无法比拟的，这是其影响力的最高点。
西班牙资产阶级惊慌失措。首屈一指的银行家、桑坦德银行行长埃米利奥-博廷（Emilio Botín）在他去世前几天，即 2014 年 9 月下旬，向一群特定的记者表达了他对“我们能”的巨大担忧。在那几个月里，“我们能”领导层收到了来自美国大使馆和该国主要公司高管的“私人”会面请求，他们与这些人进行了秘密会面，想知道“颠覆”计划的真正范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前首相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Rodríguez Zapatero）也是如此。关于这些会晤的内容，目前还没有任何公开的信息。
愤怒者运动
这一切都不是从天而降的，“我们能”是过去三年大规模群众动员浪潮的政治体现，也是这些年积累的经验。根据官方统计，2012 年和 2013 年，全国各地平均每天发生 123 起不同类型和程度的抗议活动。25%的人口称参加过示威活动。
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在太阳门广场建立了长达数月的占领营地，以回应警方的驱逐行动。//图片来源：Fotograccion, 维基共享资源这个周期始于 2011 年 5 月 15 日“愤怒者”令人印象深刻的动员。当时，一群年轻人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Puerta del Sol）建起了营地，抗议2008-2013年间严重危机中所遭受的社会状况，而警察则将其驱逐。而后，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在太阳门广场建立了长达数月的占领营地，以此回应警方的驱逐行动。西班牙全国各城镇的主要广场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历史总是相似的，与资产阶级水乳交融的左翼政府名声扫地，使右翼在2011年5月的市政选举和同年11月的大选中获得压倒性多数票。
当时，拉霍伊的右翼人民党（PP）以“温和”、“中间派”的形象示人，这有助于掩盖其真实面目，尤其是对那些受危机影响而绝望的阶层。但从一开始，人民党政府就开始了残酷的社会削减政策，这在萨帕特罗领导的社会党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同时还对民主权利进行了攻击。它通过了劳动改革，不再让集体协议对雇主具有约束力，还通过了“禁言法”，赋予警察在街头的广泛权力。
所有这些都引发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动员。2012 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总罢工，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反对削减开支，这就是所谓的“白色浪潮”（捍卫医疗保健）和“绿色浪潮”（捍卫教育）。2012 年 6 月底，20 万矿工从莱昂游行至马德里，抗议关闭矿山。2012年9月底，在马德里众议院周围举行了一次非法集会，聚集了数万人，他们彻夜未眠，直到清晨。反对驱逐的斗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通过群众的直接行动阻止了超过20,000起驱逐。
成千上万人参与的社会运动网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马雷亚”，Mareas，又称“潮汐”团，“贷款人”团，“停止驱逐”团，反对镇压、反对限制堕胎权的平台、共和国呼唤运动等）。运动在 2014年3月22日的“尊严游行”（Dignity March）达到高潮，当时有一百万人占领了马德里，口号是民主和经济应掌握在人民手中。
转向政治阵线
由于这些运动，仅在 2013 年就有1100多起纪律处分诉讼，罚款金额在300欧元至6000欧元之间。3000多名工人和社会活动家遭到起诉，大部分人的罪名是参加纠察队和劳工抗议活动，其中的许多人被关进了监狱。
与此同时，加泰罗尼亚民族问题爆发了。尽管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领导人最初以蛊惑人心的方式提出了独立的口号——指责马德里削减了他们自己在加泰罗尼亚实施的开支——但这场运动却焕发了自己的生命力。西班牙右翼和国家机器表现出的猖獗的反建制情绪和无耻的反加泰罗尼亚情绪为这场运动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在王室腐败猖獗的刺激下，反君主制的情绪也在蔓延。
政权危机和革命前夕的气氛笼罩着整个社会。在这一时刻，数百万人为了寻求能够改变社会的政治选择，与政权和政治制度决裂。
这才是“我们能”力量的真正“秘密”，而不是某些领导人所想象的“原创”的语言、口号和组织形式。一夜之间，数十万人加入了“我们能”，数千个圈子（agrupaciones）在全国各地成立。
领导层的机会主义
真相必须伸张：“我们能”的领导层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方式塑造了这场运动，他们对运动的影响程度始料未及，心生恐惧。他们拒绝建立一个民主组织，让激进的普通民众决定党的政策和方向。从纸面上看，该组织非常注重集会。实际上，所有决定都是高层做出的，任何下级机构都无法推翻。
该党的激进纲领曾包括 60 岁退休和主要经济部门国有化（但没有说明是哪些部门！），但是它们很快就被放弃了。党没有通过社会运动和工会工作为组织斗争做好准备，而是将一切活动局限于议会选举。
更左翼的阶层被边缘化，并遭到来自上层的清洗。他们利用了来自“联合左翼”（Izquierda Unida，由老共产党组成的选举联盟）、社会工人党和声名狼藉的“加泰罗尼亚倡议绿党”等组织的职业运动家，并让他们在许多领域领导运动。“我们能”中充斥着各种小资产阶级的事业家、官僚、没有任何阶级意识的非政治化人士，他们看到了出人头地的机会。领导层有意识地提拔这部分人，试图让他们免受普通群众的压力。
尽管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的措辞激进，有时还很勇敢，但他始终对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能力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对与体制的正面冲突感到恐慌，因为他别无选择。他总是把全部的信任寄托在操纵体制机器和戏剧表演上。
所有这一切都提前断送了“我们能”的未来，尽管由于伊格莱西亚斯当时享有巨大的政治权威，大部分成员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 2015 年 5 月的市政选举中，“我们能”及其盟友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瓦伦西亚、萨拉戈萨、加的斯、圣地亚哥、科鲁尼亚等大城市取得了巨大胜利。除了阿斯图里亚斯、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和两个卡斯蒂利亚之外，它几乎在所有地区都击败了社会工人党。它最初勇敢地捍卫了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的自决权，这使它成为这两个地区的主要政党，领先于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和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
诚然，加泰罗尼亚政权发起了一场凶猛无耻的诽谤和抹黑运动，并通过公民党（Ciudadanos）临时组建了一个“右翼”的“我们能”党，以从其手中夺取中产阶层的一些暂时激进化的阶层。但是正因“我们能”领导层不断左右横跳和摇摆不定，而不是保持坚定的立场，才在其最不稳定的支持群体中埋下了疑虑，这些人逐渐转向了社会工人党和公民党。
即便如此，“我们能”与“联合左翼”合作，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大选中的支持率仍超过了 21%，在选情上非常接近超越社会工人党。但在社会工人党拒绝与其组成左翼集团以将失去绝对多数的人民党赶出政府后，“我们能”无法找到新的出路，这激起了底层左翼民众越来越多的挫败感，并引发了中产阶级向右转，因为他们对左翼无法提供摆脱困境的出路感到不满。
2015 年的选举以及几个月后在 2016 年再次举行的选举导致了政治瘫痪，拉霍伊领导的人民党发现自己在国会中处于少数，得不到支持而无法组建政府。以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为首的社会工人党对“我们能”党的摇摆不定、以及作为左翼第一大党被赶下台的实际危险做出了反应。桑切斯与以苏珊娜-迪亚斯（Susana Díaz）为首的右翼对峙，后者不想听到任何关于与“我们能”或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分离主义者达成协议的消息，她指责分离主义者是“反体制”势力。相反，右派要求社会工人党投弃权票，从而使人民党少数派政府得以继续执政，尽管在考虑左翼民族主义和支持独立的力量时，国会中左翼占多数。
桑切斯在党内初选中击败了迪亚斯，并从社会工人党普通党员中获得了足够的选票，当选为党的总书记，这反映了更广泛的工人群众的反叛情绪。这在当时为社会工人党树立了“左派”形象，使其得以维持并巩固选举基础。
向右转
2017 年，伊尼戈-埃雷洪（Íñigo Errejón）的右翼在“我们能”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失败后，出现了新的右翼转向，活跃成员日益减少。同年 10 月 1 日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巩固了这一右翼转向。“我们能”背弃了这一运动，坚持所谓的“等距”立场——一边是这一民主革命运动，另一边是西班牙民族主义。伊格莱西亚斯从此开始鼓吹所谓“进步的”西班牙民族主义的荒谬论调，其目的是在缺乏政治经验的新阶层中净化和重弹“祖国”（patria）一词。当然，极右翼的“呼声”党（Vox）也利用了这一点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从那时起，“我们能”党的领导层就承诺要服从社会工人党。任何超越后者的想法都被放弃了。它将一切赌注都押在了与佩德罗-桑切斯组建联合政府上，甚至放弃了所有街头动员活动，放弃了党的纲领。这扼杀了运动的反叛和激进精神，使其走上了衰落的不归路。数百万人信任“我们能”，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能”可能会从富人的餐桌上获得一些面包屑，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能”是彻底改变他们生活的工具。这种信任代表着使社会彻底转型的新希望，尽管这种希望可能没有得到明确或一致的表达。
与此同时，在 2019 年的市长选举中，我们看到了马德里、萨拉戈萨、加利西亚和其他地区当选的“变革市长”（alcaldías del cambio）的陨落，他们与传统的左翼改革派市政当局几乎没有区别。在 5 月 28 日举行的最后一次选举中，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和加的斯等地的左翼城市也遭受了同样的不幸命运。
联合政府
在 2019 年 4 月的大选中，由于左翼选民担心极右翼“呼声”的推进而大规模动员起来，右翼遭到惨败。如果桑切斯不让“联合我们能”加入政府，他们就拒绝帮助桑切斯组建政府，这导致了同年11月的大选重选，结果出现了类似的左右势力平衡。出于对适时政变的本能，桑切斯这次接受了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提出的组建联合政府的提议。
正如我们当时所警告的那样，“联合我们能”（Unidas Podemos）（“我们能”党2016 年开始采用的选举名）与社会工人党组成联合政府，共同负责管理资本主义政府并应对资本主义危机，这将使广大工人阶级感到不满。通过模仿社会工人党，在其纲领和语言上没有实质性区别的情况下，社会工人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获益者，而“联合我们能”则会遭受损害。毕竟，在两个政党没有重大区别的情况下，工人自然会把票投给较大的政党。
而一旦加入执政联盟，“联合我们能”（包括 “我们能” 领导人）就背叛了 2012-2014 年群众运动的两大支柱，放弃了彻底废除人民党劳动改革和《禁言法》的要求。它也没有为运动的另一个支柱——住房危机提出任何解决方案。他们借口自己是政府中的少数派，但这根本不是借口，因为这些承诺正是联合我们能”和社会工人党在其政府计划中签署的，只是没有兑现而已。因此，“联合我们能”对向权贵屈膝负有共同责任。由于社会工人党的机构与旧政权紧密相连，这一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在反对党中，“联合我们能”本可以取得一些进步，同时保持旗帜鲜明，这样他们就可以作为一个榜样，与社会工人党政府的腐朽形成鲜明对比。相反，他们却将反对派的空间拱手让给了反动右翼。
不可逆转的衰落
多年前，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曾自鸣得意地宣称，街头斗争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只有从（资本主义）机构内部才能改变现状。
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的领导层向党内右派做出了各种让步，提拔了卡梅纳（Carmena）、伊尼戈-埃雷洪（Íñigo Errejón）和约兰达-迪亚斯（Yolanda Díaz），但最终却遭到了后者的背叛。前两人是“联合我们能”在马德里的候选人，他们在 2019 年大区和市政选举前夕毫无征兆地分裂，带走了“我们能”在马德里的大部分选举基础，充分利用了“我们能”领导层在前一时期赋予他们的权力。约兰达-迪亚斯（Yolanda Díaz）则在塑造选举联盟“汇总”（SUMAR）时将“我们能”彻底边缘化，否决了“我们能”主要领导人在选举名单中的存在。
曾经以 “我们能”（反资本主义派）左翼自居的那个团体扮演了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角色。尽管他们在内部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并控制着重要的联合会，但由于无法表达反对领导层政策的潮流，他们只能在内部民主和程序问题上与伊格莱西亚斯拉开距离，他们从未提出或鼓动过任何不同的激进政治纲领。
2020 年 3 月，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初，他们已经从 “我们能” 分裂出来了，却没有给出一个连贯的解释。从那时起，他们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在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存在感微乎其微，并出现了各种机会主义偏差，例如他们在安达卢西亚（Andalusia）转向了平淡无奇的、小资的安达卢西亚民族主义。
如今，“我们能”剩下的只是一个日益腐朽的公职人员集合体：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或纲领，没有任何成员基础，也没有社会斗争的根基，它的衰落不可逆转。
新的革命周期即将到来
车轮已经转完一圈，但政权的危机并未消失。过去的恶魔又回来了，而且不会消失：西班牙资本主义的虚弱、旧佛朗哥主义国家机器的抬头、腐败君主制的合法性危机、教会特权的负担、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民族问题，如果右翼势力入主蒙克洛亚宫（首相官邸），这些问题肯定会以更大的力度卷土重来。
现在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年轻人，与 9 年或 12 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经历了一段学徒期，以更加挑剔和不信任的态度出现。今天，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将自己定位在共产主义上，而不是以虚假的意识形态作为中间步骤，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未来的革命潜力。
西班牙资本主义的危机将随着即将到来的全球经济衰退而加深，再加上右翼或陷入危机的社会民主主义（无论哪一方执政）将被迫推行的反工人政策，这将为新一轮的群众爆炸（如 2011-2014 年的周期）和新一轮的群众转向政治行动（如我们从 2014 年起所看到的）创造条件。群众下一次重返政治斗争前线将具有更深刻的反资本主义特征。
它将碾过我们在“我们能”身上看到的那种过时的“强人”政治，以及今天比上一轮政治周期更加声名狼藉的官方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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