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最近所宣传的，Wellred Books刚刚重新出版了恩格斯的经典之作《自然辩证法》。在这里，我们在此刊登了这本书的序言，由罗布·苏沃尔（Rob Sewell）概述了科学研究中一些最先进的发现，证实辩证法不过是自然运行方式的哲学表达。物质、科学和社会都在演化，其中革命是自然而然且不可或缺的要素。（本⽂原⽂发表于2007年1月24日，譯者：KK）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终生合作期间，他们对现代科学的革命，从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到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都表现出浓厚兴趣。马克思专攻数学，尤其是微积分和积分学，而恩格斯则致力于追随自然科学的发展。
自1870年9月抵达伦敦以来，恩格斯渴望着写一部关于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综合性作品。他说：“对我来说，问题不在于将辩证法的法则建立到自然中，而是在自然之中发现它们并从中演绎出来。”换句话说，通过科学研究，他将揭示自然的客观辩证法，从而证明唯物辩证法基本法则的普遍性。
为了如此般的作品而撰写的笔记与研究构成了这本引人入胜的《自然辩证法》，并于1925年编辑和出版，距离恩格斯逝世已有三十年。在此之前，《自然辩证法》中只有两篇文章公开发表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于1896年发表）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于1898年发表）。该书原本的样子并没有按照恩格斯的设想完成。
这主要是因为恩格斯面临着繁重的政治和理论任务。在马克思的坚持下必须彻底回答修正主义者欧根·杜林的问题，于是就有了百科全书式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俗称《反杜林论》。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肩负着编辑和完成《资本论》的艰巨任务——他是唯一能够充分完成这一任务的人。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另外两部重要的经典著作：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密切合作持续了约 40 年。恩格斯被不公地视为是这段关系中的次要人物，恩格斯本人有时也助长了这种观点：
“我所做出的贡献——无论如何，除了我在几个特殊领域的工作之外——马克思完全可以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完成”，恩格斯写道，“马克思所取得的成就，我是无法取得的。马克思比我们其他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视野更开阔，思维更敏捷。马克思是个天才；我们其他人充其量只是人才。没有他，理论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是正确的。”[1]（译者译）
恩格斯生性极为谦虚。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杰出的广泛贡献，而不仅仅是“在几个特殊领域”。他与马克思卓有成效的合作绝非单方面的。他可能是那个时代受过最广泛教育的人。他不仅拥有渊博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知识，而且他那百科全书般的头脑使他能够讨论某个有关罗马婚姻法中晦涩难懂的拉丁语短语的确切含义，或者是将纯锌浸入硫酸中发生的反应。《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编》便说明了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恩格斯写道，“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离开运动，离开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就谈不到物体。物体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中，在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2]
恩格斯从自然过程中看到了对辩证法规律和一般变化规律的证实，这种证实不仅存在于社会和人类思想中，而且存在于外部世界中。他的科学笔记试图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整个科学，并被编入《自然辩证法》之中。
列宁后来在他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利用物理学革命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辩护，但他对天文学、地质学、化学或生物学却知之甚少。然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这些科学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尽管他的大部分观察仅仅是粗略的笔记。不过，他的大部分观察只是粗略的笔记，他本意图在日后对这些笔记进行更正和扩充。
他的许多手稿似乎写于1872年至1882年之间，也就是马克思逝世前一年。读者显然在阅读某些章节时需要一定的耐心，才能读懂其中一些涉及一百多年前科学的讨论。书中使用了诸如 “力”、“运动”和“活力”等词，而如今我们会说“能量”。《运动的基本形式》、《运动的量度——功》和《热》等章节讨论了关于各种能量理论的争论，尽管关于这些争论早已解决。这些章节的有趣之处在于恩格斯是如何分析这些问题的，而不是这些问题本身。关于电的文章就更过时了，但仍然很有启发性。
不用说，其他部分，特别是恩格斯使用的事实数据，已经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而遭到淘汰了。例如，康德-拉普拉斯的宇宙学理论已经过时。电流的速度已被证实不可能超过光速。恩格斯所提到“蛋白体”如今被称为DNA、RNA 和蛋白质分子。还有其他有错误的地方，例如在关于恒星和原生动物的章节中。随着碳年代测定法的发明、恩格斯使用的估计时间跨度也被大幅修改。这些错误不能归咎于恩格斯。他只是遵循了当时一些最优秀的天文学家和动物学家的观点。
在过去的 130 年里，科学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科学认识中也出现了许多修正。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自然辩证法》中所包含的观点是恩格斯对不同学科的初步思考。他甚至在书的结尾写道“这一切还要大加修订”。[3] 令人吃惊的并不是恩格斯的著作中存在错误，而是他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更重要的是，该书的整体方法和观点仍然完全有效。
最近恩格斯的作品通过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引起了公众注意，他称赞恩格斯“对于为什么西方科学先验地主张脑是重要的观点所做的尖锐的政治分析”。[4]古尔德继续解释道：
“恩格斯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并且是出于为他的唯物辩证法哲学寻找一个‘坚实的’基础。他生前没有完成他的‘自然辩证法’，但是他在《反杜林论》（Anti-Dühring）等论著中包括了大段有关科学的论述。1876年恩格斯写了一篇名为《劳动在从猿至人的转变中的作用》（The Part Played by Labo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的文章。他死后，这篇文章于1896年发表，不幸的是，这篇文章对西方科学没有明显的影响。”[5]
今天，阅读《自然辩证法》应结合其现代同类著作，由艾伦·伍兹与泰德·格兰特撰写的《反叛中的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Reason in Revolt: Marxist Philosophy and Modern Science）。后者对现代科学的最新发现（包括混沌理论和复杂性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了最新分析，并揭示了这些新趋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50 多年前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有着惊人地相似处。
物理学日新月异的新发现，包括新的临界理论，揭示了与辩证法极其相似的新“幂律”。 普遍性理论解释说，一切事物都趋向于非平衡状态，即临界状态。 这对应了辩证法中量变质变（反之亦然）的概念，在某一临界点上量变将引起质变。
马克·布坎南（Mark Buchanan）在其相关著作中指出：
“......大灾难理论尽管名字很有诱惑力，但与地壳、经济或者生态系统的运动没有任何关系。在这些几千个或者上百万个因素相互起作用的事物中，整体组织和行为才是至关重要的。要理解这类事物，我们需要一个适用于相互关联事物构成的网络的理论，大灾难理论已不适用于这些事物”。[6]
他接着说：
“各种事物——原子、分子、物种、人，甚至观念的网络似乎按照某种相似的模式组织，这一发现成为我们论述的基础。基于这种认识，科学家们最终开始探究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事物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并看到了他们以前从未见到的结构”[7].
如果比较一下恩格斯130年前写的文章，就能清楚地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辩证法这门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的一般性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8]中写道。同样，“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9] 辩证思维认为事物“是相互联系的，是有先后顺序的，是运动的，是生生不息的”。[10]（译者译）“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11]
恩格斯为我们概述了辩证法的主要规律： “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12] 虽然每个发展阶段都受其自身特定的规律影响，但正如恩格斯所概述的那样，这些规律都与掌管一切存在和发展的更普遍一层的运动规律相融合。
布坎南指出：“如果人们要了解历史的脉络(或许，我们应该说，它的反脉络)，他们也许就熟悉了地震发生的过程”。他认为，“临界状态的特殊而又极其不稳定的组织在我们的世界上似乎的确是无所不在的。”[13]对于物理学家来说，这一概念的核心是“非平衡物理学”或“复杂系统物理学”。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将历史上的革命与自然界中的剧变和灾难相对比，逐步且缓慢的变化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爆炸性发展，从量变到质变。同样，物理学家将物理学家再次将转变点描述为“相变”。“当冰化作杜松子酒和滋补品时，或者当一块卵石蒸发并消散在空气中的时候，这些都属于阶段过渡：两者都是某种物质从一种形式或‘阶段’过渡到另一种。在两种情况中，事物的内部运动都发生了变化，其原子或分子重新进行了组织。”[14]
让我们再把这一点与恩格斯进行比较：
“岩石进入了静止状态，但是风化、海浪、河流、冰川的作用不断地破坏这个平衡。蒸发和雨、风、热、电和磁的现象也造成同样的情景。最后，在活的机体中我们看到一切最小的部分和较大的器官的继续不断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正常的生活时期是以整个机体的持续平衡为其结果，然而又经常处在运动之中，这是运动和平衡的活的统一。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15]
20世纪60年代对氧气、氖和一氧化碳等多种物质从蒸气到液体的变化进行了研究。每种临界状态都可以用幂律表示，并有自己的数值。临界状态有很多种，每种临界状态都有不同的临界值。然而，研究人员在比较不同元素的变化时发现，完全相同的临界值反复出现。在20 世纪 70 年代，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利奥·卡达诺夫（Leo Kadanoff）提出了解释：
“在研究不同阶段过渡的临界状态中出现的临界数字时，卡达勒夫发现，被考察事物所处的基本物理维度是起作用的因素之一。他还发现，似乎另外只有一个细节是发挥作用的，这就是个体元素的大致形状。比如，在氚气中，每个原子都像是一个小台球。它可以到处运动，却不能指向。在磁石中，原子像箭头一样，由于它们可以指向许多方向，也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个体元素有更大的选择性时，你可以想像得到，有序状态就更难从一处传到另一处了。毫无疑问，这一细节同样影响着临界状态中自我相似性的具体形式。”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卡达勒夫发现其他因素似乎都没有发挥作用。所以，抛开原子团和有关粒子发出的电荷吧，不必计较那些微粒是氧原子、氮原子、氪原子、镍原子还是铁原子。无需理会它们是单一原子，还是由几个甚至一百个原子组成的复杂分子，实际上，我们可以完全不管粒子的种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是强是弱。这些细节对于临界状态的组织不会产生丝毫影响。物理学家们把这个大大的奇迹称为临界状态普遍性，它日前已得到了上千个实验和电脑模拟的证实。”
“在临界状态，有序和混乱力量势均力敌，没有哪一方是完全的赢家或输家。争斗的特点以及由此引发的不断变化的纷争也同样几乎与所研究的物质的所有细节都毫不相干。该物质的物理维度和其元素的基本形状——点、箭头等等——都起着作用。其他一概都无关紧要。”[16]
毫不奇怪，科学的其他分支也非常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古尔德和尼尔斯·艾崔奇（Niles Eldredge）都提出了革命性的 “间断平衡”理论，该理论不是把进化解释为正统的达尔文主义所描述的某种缓慢、稳定、逐渐向好的变化，而是一个充满飞跃、中断和转变的过程。这反驳了达尔文主义主流的渐进主义观点。虽然古尔德和埃尔德雷奇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肯定受到了唯物辩证法的影响。“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尼尔斯·艾崔奇写道，“斯蒂夫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和采纳是两码事。”[17]（译者译）
埃尔德里奇接着解释说，在整个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以点状均衡为基础的新辩证模型：“我还不太清楚该如何看待我们这个时代的潮流，在这个潮流中，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类似于‘点状均衡’的范式已经出现在各种学术研究中。在我们之前，有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著名案例，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成为畅销书。他的中心论点主要是，科学的发展是在停滞不前的现状范式中进行的，而迅速发生的事件最终将旧范式推翻，代之以新的范式，新范式可以处理所有被其前身掩盖的异常现象。同样，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到来，灾难理论成为数学界的热门话题。考古学和政治学也出现了类似的新理论（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其中一些理论明确来自于间断平衡）。知识界很可能普遍反对强调平滑线性连续性的模型——间断平衡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18]（译者译）
史蒂芬·古尔德在批评查尔斯·J·拉姆斯登和爱德华·O·威尔逊时，引用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发表的关于人类进化论的精彩文章，而这篇文章显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他的社会生物学中的所有激进批评背后都产生了邪恶的影响，但却是恩格斯在 1876 年发表的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的最佳论据。”
“恩格斯以海克尔的观点为指导，认为直立姿势必须先于大脑的增长，因为智力的重大进步需要不断发展的文化的推动。因此，先是解放双手发明工具（用恩格斯惯用的术语来说就是‘劳动’），然后是选择性压力导致口齿伶俐的语言，因为有了工具，‘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最后才是大脑显著增大的充分动力（基于基因）：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
“扩大了的大脑（生物学，即后来所说的基因）再反馈到工具和语言（文化）上，反过来改进它们，并为大脑的进一步生长奠定基础——这就是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正反馈循环：
‘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19]
在生物学领域，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 Levins）和理查德·陆文顿（Richard Lewontin）都是辩证法的倡导者。事实上他们于 1985 年出版了《辩证生物学家》一书，专门纪念弗雷德里克·恩格斯。尽管恩格斯受限于他当时所掌握的材料，但最近的科学证实了他的观点，即 “对立的力量是物理和生物不断发展的世界的基础。”[20]
“辩证观点坚持认为不变性和平衡不是事物的自然状态，而需要解释的，其解释的方法必须在相互对立的力的作用中寻找，”莱文斯和陆文顿指出，“相互对立的力量彼此之间的平衡且系统整体处于稳定平衡状态的条件是非常特殊的。它们要求同时满足系统中的变量数目所对应的数学关系，通常表达为该系统参数之间的不等式。”
“如果这些参数保持在规定范围内，那么产生对变量产生小幅度变化的外部事件将被稳定系统的自我调节过程抹去。因此，在人体中，血糖水平的调节取决于碳水化合物消化过程中糖释放到血液中的速率，储存在体内的糖原、脂肪或蛋白质转化为糖的速率，以及糖被移除和利用的速率。通常情况下，如果血糖水平上升，胰腺释放更多胰岛素以增加利用率。如果血糖水平下降，将释放更多的糖到血液中，或者人们感到饥饿并吃一些含糖的食物。其结果是血糖水平保持在可容忍的范围内，而不是恒定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处理的是稳态的熟悉模式，即表征所有自我调节的负反馈。然而，胰腺可能对高血糖反应较弱，这可能导致糖尿病昏迷。或者血糖水平可能下降得太低，以至于个体无法进食。”
“这些相互对立的力量被认为是矛盾的，因为单独看每个力量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它们的联合作用可能与任一单独作用的结果不同。到目前为止，该对象似乎消极地受作用于这些相互对立的力。然而，一切事物都内在都是异质的原则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对象内部正在相互对立的过程。现在，这些相互对立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对象自我调节和发展的一部分。调节和破坏平衡过程之间的关系本身成为关注的对象，原始对象被视为一个系统，一个正反馈和负反馈的网络。” [21]
《自然辩证法》广泛涉及辩证法的问题，如因果关系、必然性和偶然性。在这里，恩格斯批评了科学界的片面观点、其“常识”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考，将偶然性和必然性视为两个独立实体而二者之间其中一只占据首位。恩格斯表示：“和这两种观点相对立，黑格尔提出了前所未闻的命题：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22]换句话说，必然性与偶然性密不可分，通过偶然性表达自己。
根据恩格斯的观点，正是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使达尔文能够做出开创性的发现。恩格斯说：“各个种内部的各个个体间有无数偶然的差异，这些差异增大到突破种的特性，而且突破的近因只在极其稀少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证实，正是这样一些偶然的差异使达尔文不得不怀疑生物学中一切规律性的原有基础，不得不怀疑原有的形而上学地固定不变的种的概念。但是，没有种的概念，整个科学就没有了。” [23]
临界理论也涉足许多不同的领域，甚至触及人类历史和人类行为，包括自由意志。“一旦你熟悉了这种观点，就不难相信临界状态的主要逻辑存在于简单的物理事物中，例如颗粒堆、甚至地壳的岩石中、或者森林中的树木，在这些事物中都有明确的物理法则控制着运动的传播，” 布坎南说。
“那里的岩石就会下滑，将压力顺次转移到别的岩石上。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考虑像思维或情感那样不可名状、反复无常的东西了。但是，一旦有人牵涉进去，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仅凭这一点就假定临界状态与人类世界有某种关系难道不是过于唐突吗？”[24]
“... 要理解什么使个人拿起武器参加罢工或者决定不生孩子，历史学家的确需要参透那个人的心思，衡量一下他对应的所有社会压力和影响。只有以这种方式，科学家才会逐渐认识到是什么引发了一场革命，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许多人的行为是有章可循的。但是，历史学家确实还需要知道各种影响是如何传遍整个人群的。要想弄清楚为什么集体运动并不罕见，为什么历史既有趣又多样，我们需要了解临界状态的性质。” [25]
在查看从制作小径到人口迁徙的例子后，作者得出结论：“在事物中存在着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普遍性，它使得我们确切地了解到具有共同基本逻辑的简单数学游戏代表的无数不同的集合体。”
在这里，临界理论的支持者试图应对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大约200年前处理的概念。黑格尔谈论了理解事物的“表象”和“本质”，不仅是单独地讨论它们，而是将它们相互连接，放在无休止的作用和反作用中。这是深藏在事物表面之下的更深层次的逻辑。我们需要理解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它们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它们矛盾的本质，这就是事物的本质。
“人们已经正确地将必然性定义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体”，黑格尔说。只要它没有被理解，必然性就是盲目的。自由和必然性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内在地紧密联系在一起。黑格尔是第一个理解这种关系的人。对他而言，自由是对必然性的适当运用。这意味着不是摆脱自然法则的独立性，而是对这些法则的了解，使它们为我们所用。我们越理解，我们的自由就越大。
“这意味着必然性升华为自由，而这种自由不再是抽象否定的自由，而是具体的和肯定的自由。由此可知，把自由和必然性看作彼此对立和彼此排斥的东西，这是何其谬误。不可否认，必然性就其自身而言仍然不是自由；但自由是以必然性为前提，并且把必然性当作已扬弃的东西而包含在自身之内。……总的说来，人的最高独立性就在于知道自己是完全由绝对理念所规定的。” [26]
黑格尔对“绝对观念”的引用不过是对客观必然性的唯心主义表达。自由不存在于对这些自然法则独立性的幻想中。正如恩格斯解释的那样，只有当它被理解时，它才是盲目的。自由通过对这些法则的了解以及使它们以特定方式朝着明确目标发挥作用的可能性而来。"因此，⾃由是在于根据对⾃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配我们⾃⼰和外部⾃然界"，恩格斯写道。
我们无法规避自然法则，但通过知识，我们可以使它们为我们所用。我们扩展这种知识的越多，我们就越开始征服自然。今天，我们无法控制天气，只能准确地预测未来三四天的天气。然而，在未来，通过对这个非线性系统的增加理解，我们可以开始影响并最终控制我们的天气模式。在那之前，我们仍然是盲目必然性的奴隶。
在“调节”自然的每一步前进中，都会开辟新的自由。马克思解释说，缩短工作日是真正自由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它给了人们充分发展他们的身体和思维潜力的时间。对于恩格斯来说，废除资本主义并建立社会主义意味着从“必然领域”跃迁到“自由领域”，在这里，有意识的规划取代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布坎南做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一个重大发现问世以后，科学家会突然看到他们以前从来看到的世界”。 [27] 长期以来，错误的哲学观念对科学家产生了负面影响。如今，在一些领域里，他们机缘巧合下发现了一种自然辩证法的观点，尽管许多人仍然拒绝用正确的名字来称呼它：
“如果许多历史学家已经为寻找历史的意义而搜寻着逐次的趋势和循环，那么他们是用错了工具。这些概念产生于均衡物理和天文学中合适的工具应该在非均衡物理中，这一学科适用于对历史起作用的事物进行理解。”[28]
正是这种对非线性（即辩证法）观点的偶然发现，开辟了各种新的可能性，使科学家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看待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矛盾。
因果关系存在于自然界中，客观法则支配着整个自然。这代表着在物质世界中存在着客观必然性，且这个必然性并不是人类思维的主观创造出来的。世界现象之间存在自然、客观的相互联系。恩格斯谈到了“自然法则”，谈到了“自然的必要性”。这些法则在“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恩格斯)。这样的偶然性是彼此之间关系非常遥远的物体或事件，往往被误认为它们的关系不存在或微不足道。
源自自然辩证过程的辩证思维让我们对事物有了更深的理解。通过一系列逐渐逼近的过程，允许更精确的具体化，并赋予思想丰富的内容，使得人类思维越来越接近生活现象。
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深深扎根于客观现实、自然之中。在这个体系里，没有天堂、地狱或不朽的灵魂的位置。只存在着由无穷无尽的变化而构成的物质世界，而非静止的范畴。意识是从无意识之中发展而来的，心理从生理发展而来的，有机世界是从无机世界发展而来的，太阳系是从星云发展而来的。从本质上讲，这构成了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
由一批杰出的科学家朝着自然辩证法的观点迈出的步伐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标志着一种转变，摆脱了渗入到部分科学领域（如宇宙学和某些理论物理学分支）的神秘主义的影响。直截了当地打破了试图协调科学与宗教的一切尝试，而这方面存在着许多例子。
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在他的畅销书《时间简史》中总结说：“人类理性的最终胜利”就是“了解上帝的思想”。另一位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s）在他的著作《神的心灵》中谈到了拥抱“神秘之路”的必要性。甚至伊利亚·普里高津在他的杰作中总结说“时间是一种构造，因此具有伦理责任”，并提到了“创世纪之神”。天主教会接受“大爆炸”作为创世的证据，而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作为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公开接受了智能设计（创造论的另一种叫法）这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伪装成科学的最明显例证。
《自然辩证法》的再版是新科学革命武库中的一次受欢迎的补充。它还将有助于提供在对抗宗教迷信的斗争中所需的哲学武器，并为新一代人提供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这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如此般的理解是想要成功改变世界、摆脱贫困、饥饿和战争、使世界成为人们居住的宜居之地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很久以前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然而，最后的话我们留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在一生的最后都表现出对人类未来的不朽乐观：
“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是人替它们创造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预了创造，这也不是它们所知道和希望的。相反地，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即使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产，即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只要人所希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而且往往得到恰恰相反的结果，那末上述情形是不能不如此的。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一次大崩溃。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做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本国人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突飞猛进，使已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29]
完笔于伦敦，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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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4章，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86/ludwig-feuerbach/index.htm
[2]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3/039.htm
[3] 恩格斯，《自然辨证法》，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8.htm
[4] 史蒂芬·杰伊·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进化论的真相和生命的奇迹》（海南出版社，2016），第154页
[5] 同上，第155页
[6] 马克·布坎南，《临界——为什么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7] 同上
[8]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7.htm
[9] 同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7.htm
[10] 同上，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6.htm
[11]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88.htm
[1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6.htm
[13] 马克·布坎南，《临界——为什么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14] 同上
[1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8.htm#4
[16] 马克·布坎南，《临界——为什么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17] 尼尔斯·艾崔奇，《重塑达尔文》(伦敦：Weidenfeld & Nicolson，1995），第102页
[18] 同上
[19] 史蒂芬·古尔德，《暴风雨中的野孩子》（伦敦：The Harvill Press，1987），第111-112页
[20] 莱文斯和陆文顿，《辩证生物学家》，（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第280页
[21] 同上，第281页
[2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8.htm#4
[23] 同上
[24] 马克·布坎南，《临界——为什么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25] 同上
[26] 黑格尔，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I》，《黑格尔著作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第262页
[27] 马克·布坎南，《临界——为什么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28] 同上
[29]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