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杂志主编艾伦·伍兹为新一期杂志所撰写的社论，简介了本期内的所有文章。全刊中文版敬请期待！（译者：Hildegard Hoshino）
“有一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星星，明天又在那里看到了星星；而我们的思想在这种混乱中发现了一些不协调的东西——它对这些东西没有信心，因为它相信秩序，相信一种简单、恒定和普遍的规律。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心灵把它的思考引向现象，并学习它们的规律。”
“换句话说，它已经确定了天体的运动符合一个普遍的规律，根据这个规律可以知道和预测每一个位置的变化。在人类行为的无限复杂性中感受到的影响，情况也是如此。”
黑格尔的这些智慧之语是对那些声称历史无法被理解的人的一个非常恰当的回答，即它只是一个不受任何规律支配的意外事件的集合体，引用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话说：“只是一个又一个该死的东西”。[1]
人类历史的规律无疑比许多其他自然现象更复杂。但某一事物更复杂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可能被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科学的进步早就完全停止了。
几年前，我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参加了一场关于俄罗斯的辩论。在那之前，我已经忘记了大学里的情况有多么糟糕。我立即注意到关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为的一个有趣事实： 没有人被允许对任何事情做任何正面的陈述。每个句子前面都必须有这样的词：“我认为”或 “在我看来”。在我看来，这些学术界的女士和先生们甚至不能说：“我想上厕所”，而不先表达他们内心对这个问题的怀疑。
乍一看，这可能只是一件琐事，一种紧张的抽搐或刺激性的习惯。然而，仔细观察，它表达了一种非常有害的道德和哲学偏差。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实际上的意思是：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
这种想法并不新鲜。它既不是现代的，甚至也不是后现代的。很久以前，希腊诡辩派哲学家高尔吉亚（Gorgias）就很好地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什么都不存在，即使存在，其本质也无法被理解，即使可以理解，也无法将这种理解传达给另一个人”。
从那时起，我们的后现代主义朋友们就没有前进一步。他们只是以笨拙和不连贯的方式重复高尔吉亚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以令人钦佩的清晰度表达的观点。
资产阶级学者把他们的无知从拉丁文翻译成希腊文，称之为不可知论，其意思却恰恰相同：没有知识这种东西。但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种空洞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试图在虚假的 “客观性”的外表下掩盖其空洞性。
事实上，根据定义，主观唯心主义绝对没有任何客观性，它将整个宇宙还原为一个神秘的自我，使所有现实服从于它的主观任性。
历史学家能是客观的吗？
无论历史学家多么希望做到冷静和“实事求是”，都不可能避免对所描述的事件有某种看法。声称不这样做就是企图欺骗读者。但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一直试图躲在所谓客观性的虚伪面孔后面，这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每一种情况下，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维护现有社会秩序及其价值观的指导。
要证明这一论断，只需看一眼他们近年来产出的为了“证明”布尔什维克革命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对人类的犯罪的学术垃圾山就可以了。
几乎没有必要再指出的是，这些“科学性的”著作只不过是粗俗的宣传，充满了最明目张胆的谎言和歪曲，其唯一的意图是，引用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话（指当代历史学家对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类似诽谤），将十月革命埋葬在“一座死狗尸山下”。
当马克思主义者审视社会时不会假装中立，我们会公开支持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事业。而且党性一点也不会排除科学的客观性。一个参与精细手术的外科医生也致力于拯救病人的生命。他对结果远非“中立”。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能极其谨慎地区分有机体的不同层次。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始终努力获得对社会进程的最科学的精确分析，以便成功地影响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不仅仅是一系列的事实。“一个接一个的事实”，而这些事实没有比一袋土豆更多的必要联系，而是寻求从中引出其中的一般过程，并对其进行解释。
正如黑格尔在另一部作品中所说“事实上，在每一种情况下，应该预设拥有学习科学的人的思想的是对理性洞察力的愿望，而不是积累一堆单纯的获得物的野心。” [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的演变和方向一直是——而且现在也是——由历代社会阶级按照自己的利益塑造社会的斗争，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间的冲突所决定的。
黑格尔的这些智慧之语是对那些声称历史无法被理解的人的一个非常恰当的回答。//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国家与阶级斗争
国家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直是一个基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献中占据中心位置，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波拿巴主义的理论在区分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兴起和衰落的各种政治制度提供了必要的方法，至关重要的是，它使我们能够理解我们正在进入的动荡时期，正如本·格里尼基（Ben Gliniecki）在他的文章《煽动者和独裁者：什么是波拿巴主义？》一文中所论述的那样。因此，我们毫不歉意地选择这一主题作为本期的中心议题。
恩格斯解释说，在所有正常时期，国家都是由统治阶级控制的阶级压迫工具，但历史记录表明，在一些特殊时期，阶级斗争会陷入僵局，以至于国家机器凌驾于争斗各方之上，用刀剑在不同阶级之间建立平衡。
这种阶级统治形式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为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m），是基于对法国拿破仑·波拿巴政权的历史类比。但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我在关于罗马的书中简要概述了罗马共和国的兴衰、奴隶制经济的兴起、自由农民的衰落以及在这片肥沃土壤上产生的凯撒主义现象。
尽管凯撒主义和波拿巴主义基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因而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它们也表现出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 因此，马克思将恺撒主义视为波拿巴主义的早期先驱是非常有道理的，托洛茨基有时将这两个词互换使用，这可以在他的《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中看到。
马克思将恺撒主义视为波拿巴主义的早期先驱是非常有道理的。//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历史中的个人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对历史的“伟人”解释，这种解释将驱动历史的源动力置于某些个体的思想和行动中，但有必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否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在《共产党宣言》出版前前写的《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道：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
但是，如果说男人和女人不是盲目的历史力量的傀儡，那么他们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人，他们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受经济发展水平、科学和技术所强加的现有条件的影响。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解释道：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4]
马克思主义所要做的是解释个人作为特定社会的一部分，服从于一定的客观规律，并最终作为特定阶级利益的代表的作用。思想没有独立的存在，也没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
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社会关系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归根结底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编织成了一张复杂的网，往往难以看清。研究这些关系正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基础。
自由意志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躲在所谓的“公正性”和“学术严谨性”背后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好例子是2021年出版的一本名为《万物黎明》的书，这本书声称提供了“新的历史科学观”。这个主张可真是宏大！但翻开书的前几页，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句古希腊谚语：
“一座山要分娩了，宙斯很害怕，可它生下了一只老鼠”。
很显然，这门“新历史科学”摒弃了所有关于历史发展的进化论方法，并攻击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反，社会关系的秩序是“基于他们对社会的适当秩序的概念”：换句话说，由社会的“自由”选择来决定所有的问题和思想。
这一切都很好，但有一点除外。正如乔尔·伯格曼（Joel Bergman）在他的文章《我们如何才能自由？对《万物黎明》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一文中解释的那样，《万物的曙光》的作者无法解释任何事情，甚至无法回答他们在书的开头提出的问题，因为他们把他们需要解释的事情作为调查的起点，拒绝思想之外的物质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他们忠实地追随后现代主义的时尚，试图用单一的例外来推翻既定的事实，比如农业在阶级社会和国家崛起中的作用。即便如此，他们的 "例外 "要不被证明是对事实的歪曲，要不甚至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人类思想中最根深蒂固的偏见之一就是自由意志的观念——即我们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很久以前就解释说，个人的行为并不是自由意志的产物，而是反映了强大的无意识力量，而个人对此一无所知，也无法控制。
同样，历史的参与者可能并不总会意识到制约其行动并对其范围施加严格限制的客观过程。他们不一定意识到推动他们的真正力量，而是试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其合理化，但这些力量是存在的，并且在现实世界中有其基础。
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中，克伦威尔和他所领导的清教徒坚信，他们是在为天国在人间的胜利而战。然而，后来的历史表明，他们真正要做的是推翻一种已经超越了其历史目的的社会形式，从而为胜利扫清道路，他不是为天国的胜利扫清道路，而是为贪婪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扫清道路。
同样，在18世纪，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和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在理性的旗帜下与封建君主制进行了斗争，但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口号背后，隐藏着法国资产阶级那讥诮的利益动机，他们在反对旧政权的革命斗争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只是伺机攫取胜利果实。
克伦威尔和他所领导的清教徒坚信，他们是在为天国在人间的胜利而战。//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在这两种情况下，革命者都受到了未来愿景的鼓舞。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他们实现其宣称目标的能力与生产力的现有发展状况背道而驰，而生产力的现有发展状况必然导致——也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胜利和巩固。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十九世纪法国杰出作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长篇系列小说《人间喜剧》是伟大文学作品如何具有革命意义的一个有趣例子。本·库里（Ben Curry）的文章《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革命辩证法》的主题就是这一重要问题。
巴尔扎克是马克思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他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之父，他明确寻求对世界上所有“社会物种”进行完整、鲜活的再现。
自相矛盾的是，巴尔扎克在自己的政治主张中是一个保守的反动派。但他勇敢诚实，绝对忠实于历史真相和现实主义，因此他的作品出色地揭露了旧贵族的腐朽和堕落，以及恢复旧制度的那近乎为零的可能性。
他还描绘了此时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残酷本质。因此，他笔下最受欢迎的人物是共和主义者和革命者。
此时的法国工人阶级还很分散，只是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因此，除了作为城市贫民的一部分，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并没有出现工人阶级的身影。但这一事实丝毫不影响这些作品的巨大价值，它们不仅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是对过去的真实记录。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展现了1815年至1848年法国社会的全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用恩格斯的话说 “这里有1815年到1848年的法国历史…多么了不起的勇气！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6]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几部小说也可以这样说。我想到了古巴杰出小说家莱昂纳多·帕杜拉的《爱犬之人》，他对托洛茨基最后的岁月及其被暗杀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述；我还想到了已故的戈尔-维达尔关于大革命后美国历史的一系列精彩小说，尤其是他的代表作《林肯》。
毫无疑问，还有其他值得尊敬的例外情况。但总的来说，在这资本主义衰老腐朽的时代，资产阶级显然无法达到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的高度，更不用说但丁或莎士比亚了。我们必须等待一个新的社会将我们从经济上和社会上，还有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完笔于伦敦，2023年5月26日
注释
[1] G W F Hegel,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g 42
[2] G W 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Dover Publications, 2004, pg 8
[3] 马克思和恩格斯，中文版全集，第二卷，《神圣家族》，第六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02/007.htm
[4]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1-1852/01.htm
[5] 马克思和恩格斯，中文版全集，第三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03/003.htm
[6] 恩格斯，中文版全集，第三十六卷，“致劳拉·拉法格”，1883年12月13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6/04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