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6月25日的希腊选举中，激进左翼联盟（SYRIZA）遭遇惨败，其领导人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在今天（6月29日）宣布辞去激进左翼联盟党魁。右翼的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在激进左翼联盟垮台的基础之上取得了胜利，加上法西斯政党的重返议会，据此许多左翼人士声称希腊社会正在向右转，甚至受到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威胁。这是一个肤浅的结论，忽视了主要趋势：弃权票激增，民众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失去幻想。（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3年6月29日。译者：激扬）
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是对希腊同志的文章的节选分析，完整版可以在www.marxismos.com这个网站上分两部分查看。
6月25日的希腊全国大选结果确认了5月21日选举所反映的整体政治趋势，但也表现出了三个新的变化：第一，距离上次选举过去仅仅一个月，弃权票便发生了大幅增加；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激进左翼联盟在选举中惨败，与之对应的是资产阶级阵营中法西斯力量的增强——斯巴达人党（Spartans，传承了新纳粹主义的金色黎明的势力）成功进入国会；第三，尽管仍然高居选票榜榜首，新民主党这一统治阶级的传统政党，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失去了数十万张选票。
弃权票的激增
在5月21日投票的登记选民中，有近 80 万人在6月25日的全国选举中弃权，约占总选民的38%。这也使官方总弃权率从 5月21日的 38.9% 上升至目前的 47.17%，创造了希腊全国选举的最高弃权率记录。此前的最高弃权率是在2015年9月创下的43.84%。
这两个弃权记录，都立竿见影一般地发生于左翼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败后（2015年激进左翼联盟背叛了针对三驾马车（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的紧缩政策的历史性反对票，以及一个月前激进左翼联盟在选举中受挫）。而这两次失败，主要责任都在于激进左翼联盟领导层的政治方向主张未能达到民众的期望。
大量青年在选举投票中选择弃权而不是转向右翼政党，本身表明了青年的主要趋势并不是转向右派的保守主义，而是陷入一种政治理想幻灭与困惑的状态。这些左翼青年们仍然正在等待新的希望出现在左方。
而左翼的弃权意味着新民主党没有受到挫败。上个月，当似乎有机会选出左翼政府时，弃权率降至2015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6月25日选举的前夕，选举左翼政府的前景比近年来任何时候都更加渺茫，投票率也如预期的那样急剧下降。要求选举“强大的议会反对派”的呼声对大部分工人和穷人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们对此持冷漠态度，无动于衷。
指责弃权投票的工人和青年是没有意义的，应当先问责于左派的领导人。
大多数弃权的人正是工人阶级的血肉之躯，属于社会中最底层的阶级。他们已经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丧失了全部信心。
向右转？
一些左翼领导人（特别是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导层）坚持宣称，社会向右翼转变的趋势已经产生，（从而为他们自己的右倾辩护）。真实的数字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谬论。
只要粗略地看下右翼与极右翼政党在6月25日选举中的表现我们就能发现，尽管它们的得票率相较于5月选举增加了3%，但它们的总得票数实际上减少了。
在5月21日选举中，右翼与极右翼拿到了51.54%的选票（这一数据包含了那些仅针对某个特定议题的团体，例如反疫苗团体），在6月25日这个数据则上升至了54.48%。然而，总选票数从304万减少到了约284万张，减少了20万张选票！换句话说，相较于19年选举，今年5月21日右翼和极右翼获得的选票的小幅增加（增加了36万张），在6月25日的民意调查中基本上已经被抵消了。
事实上，作为达到选举年龄人口（包括但不仅是登记选民）的一部分，右翼和极右翼的选票实际上只占选民总数的30%不到。
新民主党为什么获胜？
新民主党这这轮选举中在议会中赢得了158个席位，获得了40.55%的选票（211万张）。而在5月选举中，上述数据是40.79%的得票率和240万张选票。换句话说，它在短短一个月内就丢掉了近30万位选民的支持，比2019年少了13.5万张选票！统治阶级的庆祝还为时过早。
在选举前，统治阶级的政客和媒体都在谈论新民主党可能会显著提高他们的选票，获得44-45%的选票。他们甚至幻想过在议会赢得180个席位，如果这能实现的话，新民主党能够仅凭自己议员的选票对宪法进行反动修改。
出口民调显示，新民主党失去的选票中，法西斯主义政党斯巴达人党获得了近48,000票。//图片来源：European Peoples Party, Wikimedia Commons
出口民调显示，新民主党失去的选票中，法西斯主义政党斯巴达人党获得了近48,000票，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获得了48,000票，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获得了25,000票，胜利党（Victory，极右翼宗教政党）获得了25,000票，希腊解决方案党（Hellenic Solution）获得了22,000票，其他一些政党获得了共25,000票，另外还有约100,000张弃权票。换言之，它失去的选票部分流向了左翼和右翼，但主要是弃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要知道新民主党丢掉的选票足以使一个新政党超过拥有议会代表的选票数门槛。上述事实揭示了不稳定的选举的影响。
出口民调还显示，城乡中产阶级以及养老金领取者是新民主党选举力量的核心。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那样，新民主党的选举胜利得益于上述社会阶层在过去两年的经济复苏之后获得的暂时“稳定”感，得益于整个欧洲财政规则的放松以及疫情封控期间国家对家庭的一次性补助支持。
但是，尽管目前暂时的经济形势有利于新民主党，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它获胜，特别是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它能在得票率上遥遥领先于激进左翼联盟22.71个百分点。这只能在激进左翼联盟领导层自己在政治上的右倾以及他们在广大工人阶级与贫民中播下的普遍幻灭里找到答案。
激进左翼联盟的“泛希社运化”
激进左翼联盟领导层中的那些虚伪的末世论者，自6月25日晚起，便竭力劝说我们进入“哀悼”状态。对他们来说，任何右派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不论具体情况如何，都会自动地被他们拿来佐证他们所谓的论断：社会正在右转甚至法西斯化。这种对情况的自动简化，对他们来说就像钟表自动的“滴答”应答一样，是为了自己的存在而辩护——将每次选举失败的责任与自己撇清，尽可能转移到普通的工人群体身上。
但事实就是，新民主党的胜利是建立在激进左盟输给自己的基础上。而激进左翼联盟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领导层的政策。
6月25日，激进左翼联盟获得17.83%的选票，即93万票和48个席位。也就是说，在短短一个月内，它失去了2.24%的支持和25万5千票。今天，同样一个政党，2023年6月的激进左翼联盟比2019年少了85万票和13.7个百分点的支持！该党选举影响力下降的总体情况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快速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化”（PASOKification）。
激进左翼联盟在选举中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发生了显著的下降，正在重蹈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在过去十年之初急剧衰落的覆辙，这决定性地导向了其日益严重的资产阶级堕落化趋向。
因此，在比雷埃夫斯和西雅典等拥有大量工人阶级人口的雅典选区，激进左翼联盟与2019年相比失去了超过50%的选票，失去的选票数量分别为3万和4万2千张。
出口民调数据显示，激进左翼联盟在过去四年内失去了近50%的私营部门雇员选票，支持率从30%下降到16.8%。在这一社会阶层中，它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SOK）的支持率仅相差5个百分点，后者支持率已从原来的7%上升到如今的11.5%。
对于激进左翼联盟里那些工人阶级右转理论的拥护者们，我们必须指出，在同一个四年期间，新民主党在雇佣工人中的支持率从38%下降到30.8%。而在同一时期，激进左翼联盟在失业者中的影响力下降了50%以上（从42%下降到19.2%），在公务员中的支持度也大幅下降（从37%下降到21.5%）。
激进左翼联盟不仅在工人阶级中遭受了选举失败，在中产阶级和青年中也正在丧失人心。该党在农民中的支持率从26%下降到13.4%，自由职业者支持率从27%下降到16%，17至24岁的青年支持率从36%下降到19.3%。
显而易见，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人试图搬出“扩大在中产阶级中的吸引力”来为自己的右转作辩护，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2015年的背叛和右翼政府政策
2015年夏天，齐普拉斯和他的领导团队背叛了他们尊重公投结果的承诺，这是激进左翼联盟走向崩溃道路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里程碑事件。从此以后，该党从未被民众完全原谅或信任。
在这里，为激进左翼联盟领导层辩护的人肯定会质问：八年前发生的事情怎么会成为本月发生的选举惨败的决定性因素？
人类的意识是因循守旧的。通常，它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发展和进程的反映是滞后的、姗姗来迟的。劳动群众的政治觉悟既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进的，也不能立即自动反映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它各个阶段的发展，是在质变和量变、前进和后退的矛盾中取得的。在这一过程中，国内和国际重大事件构成了决定性因素。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也起作用，例如群众工人组织的状况，领导层在一次次政治选择中积累的经验，阶级力量的平衡等。
在2015年1月，工人阶级和穷人集体投票左翼纲领（当然，内部充满了相当大的分歧、矛盾和不一致），使激进左翼联盟以225万票（36.34%）进入政府。在2015年9月向三驾马车投降后，尽管激进左翼联盟大体保住了票仓（35.46%），但获得的绝对选票数降至了192万票，减少了33万票。
在采用整体上偏右的政策四年后，激进左翼联盟试图通过对失业者和养老金领取者的特别福利来“亡羊补牢”，并在四年任期行将结束时小幅提高了最低工资。激进左翼联盟的选票进一步下降到31.53%，其选票进一步下降到178万张，减少了16万张。最终，在2023年，激进左翼联盟遭受了选举惨败，失去了近48%的支持力量！
激进左翼联盟的选举惨败不是发生执政期间，而是在作为在野党时发生，这一事实不难理解地引发了一些混乱。利用这种混乱，激进左翼联盟领导层中右倾的辩护者正试图为其在政府中的所作所为开脱。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激进左翼联盟在选举中的颓势，在其执政期间加速右翼转向时便已然发生。从2015年1月上台到2019年6月下野，作为执政党的激进左翼联盟在期间失去了46万5千票。也就是说，民众已经用选票对其右转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工人阶级与穷人的反抗没有进一步扩大化的原因在于，从左到右包括新民主党在内，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选举结果并不能完善地反映工人阶级与政党的关系及其对政党政策的态度。工人阶级和青年对激进左翼联盟在2015年夏天后右转的不满，更为强烈地反映在激进左翼联盟在工人阶级、青年运动、工会和学生协会中微不足道的影响力上。在工会和学生协会中，其影响力不仅低于希腊共产党（KKE），甚至低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这种式微的影响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选举惨败，除非激进左翼联盟在反对党期间的政策发生巨大调整。
2019年6月后的自满情绪
然而，在激进左翼联盟2019年6月的选举失利后，齐普拉斯和他的领导团队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再一次反映了他们在政治上的盲目，以及这些野心勃勃的改革主义领导人与其票仓基础——工人阶级在生活与意识方面的鸿沟。通过一个见习政治记者和一个傲慢的官僚对选举结果的分析后得到的典型混合评估，这位“克里斯玛式”领导人，低估了已经在发生的支持率下降的过程，并忽视了它的真正原因（对每个普通工人来说显而易见的右倾转向）。他得出结论，由于该党在执政四年后保持了超过30%的得票率，很容易将这个数字恢复到35-40%从而重回政府。
齐普拉斯总结说，在2019年的失败之后，他需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个新的“叙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童话”）。这种“叙事”，一方面包括为向“中间地带”的右转辩护，并且尊重政权和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它又用某些左翼口号来回应工人的需求和要求。
但是工人们的诉求却大相径庭，而且事实上比它们寄予希望的党的纲领要更进一步。自2019年6月以来，新民主党在工人工资和基本权利上对左派开展着“进攻”，而左派只是简单地修改左翼领导人的“叙事”，这根本称不上对等的“反击”。激进左翼联盟巩固其2019年的选举成果并认真争取重返政府的唯一途径，是对它2015年的背叛行为以及它的右翼政府政策进行勇敢且急需的自我批评，并带着与统治阶级和三驾马车决裂的新政治纲领，带着对右翼政府更积极和激进的反对态度，果断地转向左翼。
为什么激进左翼联盟在作为反对派时崩溃了？
在这里我们应当强调的是，对于工人和青年来说，有效反对当局的途径不是在议会中发表更左翼“味道”的演讲，也不是在党的会议上通过那些平淡无奇的、马上就被丢到记忆的垃圾桶里的纲领。有效的反对意味着用更务实的努力去动员街头群众，以加速右翼政府的垮台。
但这样的选择并不在齐普拉斯和其他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人的考虑范围之内。如果作为反对派采取这样行动，激进左翼联盟有机会能在一场要求苛刻的群众运动的支持下掌权，而这将开始推动激进的变革。但这与“改革主义野心家”们所渴望的恰恰相反，即：一个和平的政府生涯，工人阶级仅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存在，等待“有魅力”的领导人的怜悯从天而降。
“人民不渴望这样的反对派”——这个众所周知的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人辩护者的“论点”，被现实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在2021年至2022年的三次总罢工中，以及在两次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一次反对警察暴力，特别是另一次发生在色萨利火车相撞事件之后的反政府运动）中，激进左翼联盟领导层本可以采取必要的举措，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反对派。
但是，除了发表同情声明和象征性地动员极少数成员之外，它实际上什么也没做。
惨败的时刻
激进左翼联盟的辩护者可能会反问：为什么激进左翼联盟的选举惨败被推迟了？为什么群众没有像2019年那样，在今年5月团结起来支持激进左翼联盟作为右翼政府的唯一替代方案？唯一的答案是，我们的社会正在向右转！的确，这个粗浅的答案对于这些脱离劳动群众的人来说是最容易取得的。
在整个选举期间，即使是最亲近激进左翼联盟的民意调查也或多或少地预测新民主党将获胜，并一再提到，即使以最乐观的估计，激进左翼联盟的选举数据仍将低于2019年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激进左翼联盟领导层提出的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建立“进步政府”的替代愿景并没有让一个工人或年轻人感到兴奋。此外，确定连续到来的第二次选举使更多青年与工人阶级选民选择沉寂。
在自己的右转倾向令工人群众失望、对新民主党采取非反对派的政策后，激进左翼联盟领导层发现自己在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事实证明，工人阶级对该党内的信心受到了巨大的破坏。这使激进左翼联盟所有领导人的战略和战术考虑成为了一纸空谈。
激进左翼联盟在5月21日选举中的崩溃来得是如此剧烈，以至于连那些放弃激进左翼联盟的工人阶级选民都感到惊讶。与此同时，民意调查中激进左翼联盟与新民主党的巨大鸿沟，使这些曾经支持激进左翼联盟的选民再没有动力回心转意。在其余的左翼替代方案成为历史的过眼烟云后，激进左翼联盟的缺席，造成了更大的政治理想幻灭，从而导致了更多的弃权票出现。
激进左翼联盟有可能在6月25日的惨败后收复失地吗？
那么，在最新一轮的选举中，激进左翼联盟有没有办法至少部分地收复在5月21日选举中的失地呢？在理论上当然有！真诚而全面地开展自我批评，通过与右翼和统治阶级决裂的纲领，在工人阶级社区召集群众集会运动，在上述行动的基础上，20%可能会再次变成25%或30%。在某种程度上，劳动人民可能已经恢复了希望。但激进左翼联盟领导层作为一个整体（不仅是齐普拉斯）已经表明，它在组织上无法走我们上述的道路。因此，这个党在它的领导人的带领下，注定通向又一个惨败。
在激进左翼联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齐普拉斯发表了演说，但没有其他党员被允许接着发表意见。官方对选举惨败的解释不仅使工人迷惑，还是对他们智商的一种侮辱：领导人把惨败归咎于邪恶社会的“右转”，归咎于该党前党魁卡特鲁加洛斯（Katrougalos）以及其他人在这个或那个电视频道上的著名言论。
齐普拉斯命令把整个竞选活动的唯一焦点放在作为“克里斯玛型领袖”的自己上。//图片来源：Alexis Tsipras, Twitter
齐普拉斯命令把整个竞选活动的唯一焦点放在作为“克里斯玛型领袖”的自己上。他创建了自己的选举团队，其所谓“具有魅力”和鼓舞人心的举措是将“中间阵地”的著名反共知识分子纳入其中，并把整个竞选活动几乎都耗在了接受电视频道的采访里，回答新民主党强加的政治议程中提出的阶段性问题。
任何对这种策略理智冷静的评估，都会得出以下结论：5月21日以来增加的25万票损失，其实根本不是很大的数字——其中三分之二直接因弃权而损失。
综上所述，在5月和6月两个选举期间我们目睹的激进左翼联盟的选举惨败，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方面，自该党执政期间采取右翼政策后，工人群众对激进左翼联盟的信任便不断衰竭；另一方面，该党又拒绝像工人阶级所需要的那样，对新民主党政府进行务实的、真正的、有效的反对。
结果就是，社会民主党在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消亡后又受到了第二次重创。
法西斯分子重返议会
在6月25日的选举中，唯一真正的右转并不是所谓的“社会普遍的右转”，而是统治阶级政治阵营中的右转——极右翼得到了加强。放眼整个欧洲，近六分之一的选民投票支持极右翼政党。这反映了在阶级对立加剧的重压下政治的极化趋势，而这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历史的死胡同。
在希腊，反启蒙的蒙昧力量正在形成。胜利党在6月25选举中获得议会席位，力量相较于5月21日选举获得了小幅增强。基里亚科斯·维洛普洛斯（Kyriakos Velopoulos）的希腊解决方案党没有从右转中受益，与5月21日相比失去了3万票。希腊解决方案党吸引力的中心仍然是希腊北部，这块区域在过去30年中，一直比希腊其他地区更深受以马其顿问题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的影响。正如出口民调所显示的那样，希腊解决方案党在农民和畜牧业者中的影响最大，即农村中最落后的小资产阶级。
极右翼宗教政党胜利党获得3.69%的选票，近19万2千票和10个议会席位。它只比5月21日多获得2万票。无论如何，考虑到它在议会中的边缘地位，还远不能称这是它自身力量的表现。它之所以取得这样的选举成果，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反动的东正教各阶层给予它的积极支持。
但极右翼中也诞生了无可争议的赢家，那就是还在监狱里的纳粹主义者卡西迪亚里斯（H. Kasidiaris）领导的新法西斯组织——斯巴达人党，即金色黎明党的议会余孽。
斯巴达人党在失业者（9.4%）、私营部门雇员（6.8%）和17-34岁的青年（9.2%）中的支持率最高。这些数字表明，与胜利党和希腊解决方案党的选举基础相比，斯巴达人党在平民社会阶层中的影响力正在加强。
自从金色黎明党被贴上犯罪组织的标签以来，不到三年，新纳粹分子就以新的外壳重返议会。凭借主要在互联网上传播的支持卡西迪亚里斯的声明，这个法西斯阵营的组织在经过仅仅4天的选举斗争之后，就以4.64%的支持率和24万1千张选票轻松进入议会。这清楚地表明了其影响力的稳固程度。这还表明，政府和统治集团广为宣传的那些，说什么要阻止任何卡西迪亚里斯控制的团体参加选举，是何等谎言，是何等虚伪。
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法西斯团伙的爆发，以及他们对激进左翼和移民的厚颜无耻的恐怖主义行动的系统性复活。唯一能够阻止这一切的办法，是在一个团结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和青年的统一战线的协调下，开展群众性的、激进的反法西斯自卫行动。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任，将主要落在今天工人阶级的唯一具有规模的共产主义政党——希腊共产党（KKE）的肩上。将而这是也它在未来几个月里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但至少在今天，只要阶级之间现有的力量对比继续保持，法西斯就无法继续夺取政权。只有发生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及其群众组织的中枢被瓦解这样的崩溃性事件，法西斯分子才会获得机会。但是，在这种可能出现一丝迹象之前，工人阶级将有许多充足的机会完成一场胜利的革命。
希腊共产党面临着的历史任务
希腊共产党在6月25日选举中的得票率为7.69%（高于5月21日的7.29%），共获得了40万1千张选票。显然，希共在5月21日相较于2019年选举增加的12万5千票并非侥幸，即使6月25日选举中希共比一个月前少了2万5千票（希党在5月21日获得了42万6千票）。这些结果反映了相当数量的工人和青年向共产主义左转的倾向，并巩固了该党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地区第三大党的地位，而希腊有近一半的人口在这里生活和工作。
希腊共产党在私营部门雇员中的吸引力几乎翻了一倍，从2019年的5%上升到现在的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希共在17-24岁青年中的得票率从6.4%上升到8.9%，这对该党的未来是尤为重要的。
这些结果反映了相当数量的工人和青年向共产主义左转的倾向。//图片来源：NikosLikomitros, Wikimedia Commons
另一方面，选举结果也反映了希共党中央政治路线的严重错误的负面影响——其无法从激进左翼联盟遭受的选举惨败中受益。激进左翼联盟失去了25万5千张选票，而希腊共产党只获得了其中的23，500张，并且在其他阵线上则损失了20000张选票，等于说收获只有3，500张选票的“盈余”。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则从激进左翼联盟流失的选民那里，获得了35，500张选票，并于最终获得了更大的正余额（15，000票）。
投票支持“激进反对派”，希共这个主要选举口号强化了民众这样一个观点：希腊共产党并不是严肃认真地想要夺取政权，它对自身的定位不过是一个常年的反对党。而且，在保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作为“反对党”所能达到的目标也备受诸多硬性限制。这是近年来希腊许多群众斗争的教训：由于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运动上升到与资本主义的直接对抗，去谋求建立一个工人政府，所有这些群众斗争都失败了。
对于激进左翼联盟里那些拒绝破产的改良主义的前选民，希共要想把他们争取到共产主义的阵营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向他们解释自己的夺取政权的革命性提议。
然而，6月25日选举所确认的希腊共产党的影响力的加强，也给了它纠正所犯错误的必要空间。激进左翼联盟的垮台在工人阶级中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希腊共产党必须尽快填补它。争取那些放弃激进左翼联盟的工人加入共产主义阵营，是关乎希腊共产党前途和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前景的重要任务。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变革运动（PASOK-KINAL）获得11.84%、即61万7千票，与5月21日相比损失了6万票。因此，它使资产阶级媒体感到困惑，后者在5月21日之后预测该党是一股崛起的力量，将超过激进左翼联盟成为主要反对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表现非常糟糕，在那里它再次落后于希腊共产党，成为第四大党。这表明它未能成功打动工人阶级。
其他左翼方面，佐伊·康斯坦托普洛斯（Zoe Konstantopoulou）的自由路线（Plefsi Eleftherias）获得了3.17%即16万5千票，勉强满足进入议会的条件。
尽管激进左翼联盟在选举中损失惨重，但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的欧洲抵抗先锋党(MeRA25)以2.5%和13万票，不仅未能重返议会，甚至未能从5月21日起维持住自己的弱小力量，反而还失去了2万4千票。这一结果再次证明，尽管过去两年里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的政治纲领发生左转，但其未能与工人阶级和青年建立牢固的联系。
在对5月21日选举的结果分析中，我们确定了选举结果背后的政治原因。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在劳动群众的意识里，瓦鲁法基斯跟2015年与三驾马车“激进谈判”后的悲惨失败被联系在了一起。而这场失败最终以瓦鲁法基斯与齐普拉斯分道扬镳、公投被背叛和残酷的紧缩政策而告终。
民众对瓦鲁法基斯的政治不信任根深蒂固，无论他和欧洲抵抗先锋党的成员在选举前竞选期间发誓多少次，要与寡头政治“决裂”（我们没有质疑他们的真实意图之意），都无法克服这一点。
就像激进左翼联盟的领导层一样，欧洲抵抗先锋党的领导层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哀叹“社会的保守转向”。瓦鲁法基斯更进一步。在五月选举后第二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没有承认自己的严重政治错误，而是间接（但是非常显然地）指责2015年6月以来反对党阵营中的大多数人有意识地向资本主义低头，并且质疑他们的民主信念和智慧，声称他们的智慧不足以理解瓦鲁法基斯所作的“有难度的”分析。
一个左翼政党的领导，对现实采取如此犬儒主义、怀疑主义的和深深的失败主义解读，那么他将永远无法领导自己的党在选举上重整旗鼓。
接下来情势会如何发展？
新民主党的前政府受益于希腊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但国际形势已然发生转变，并将对希腊产生影响。由国际利率上升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即将到来，而这将增加债务，并引发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下行阶段。
由于欧元区经济已经陷入衰退，资本主义在希腊的前景再次显得极为黯淡。希腊的贸易平衡从未出现过如此严重的逆差，希腊政府债券利率稳步上升到备忘录危机（Memoranda crisis）前的水平;失业率再次飙升;政府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指令（directive），已经宣布取消电力补贴。
此外，从今年开始，希腊官方正式恢复其基本盈余目标：2023年是GDP的2%，2024年为GDP的2.8%，2025年则是3.7%。考虑到在2022年这个数字还是0.1%，我们就能意识到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多么严重的财政上的削减。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和青年的新群众斗争将不可避免地爆发。2020年10月反对金色黎明党的大规模反法西斯群众活动、随后在2021年和2022年的三次总罢工、2021年反对警察暴力的大规模青年示威，以及2023年色萨利火车相撞事故后与另一次大规模总罢工相结合的群众抗议……这些事件已经宣告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不可避免地，一个右翼政府的轻易胜选在工人群众中造成的震惊，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内产生瘫痪效应。
正是青年把政治上幻想破灭的劳动群众“拖”进一场新的运动中。17-24岁的青年在5月21日和6月25日选举中分别给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这样的左翼政党46%和超过40%的选票，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瞥见社会中最具活力的阶层的政治态度。
正是这一代人代表了希腊社会的真正希望，他们的政治抱负，给了每一个自私自利的犬儒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一记耳光。尽快使他们接受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纲领，是摆脱资本主义严酷现实的先决条件。正是资本主义的体制，不断犯下像发生在坦皮和皮洛斯的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将法西斯主义带入议会，使群众陷入政治幻灭并放弃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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